慘烈的大地震面前，不同人士的不同選擇，也晾曬出一些人性的瓦礫。

　　王石先生因為萬科剛開始捐款不多遭到炮轟，他為自己及同情形的“少捐者”辯解：捐不捐是個態度問題，捐多少是個權利問題，“200萬已盡到企業責任。”對此，有論者一語中的，一個億也好，200萬也好，你不應被強迫劃賬，但是你也不能要別人對你的行為沒有態度。災難面前表現愛心，除了少量輿論壓力之外，如何選擇主要還是取決于人性的本能，盡管也可以使用“社會責任”這樣的政治術語對公眾人物和公權階層進行道德層面以外的評判。

　　而生死抉擇面前，人性更是纖毫畢現。此次地震中，有多位教師為護救孩子不幸罹難，但那位在都江堰教語文的北大畢業生范美忠因獨特的見解一夜聞名：你有救助別人的義務，但你沒有冒著生命危險救助別人的義務。為人師表的理想，大災難面前你有一萬個理由不用去在意，可作為萬物之靈的人來說，保護女性和孩子恐怕還屬于最基本的公序良俗，哪里需要用高尚與否去搪塞呢。

　　至于北川廢墟里發出的“救救我，我是張書記”，與其說是引人注意，不如說是求生心切，算不上高尚，也算不得可恥，是人性的最真實折射。問題是，面對“書記”的呼救和其他埋在廢墟中的群眾，救援人員如何選擇。

　　□西風(江蘇 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