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唐山人當知恩圖報，特別是震后遺孤，最知失親之痛，備感滅門之苦，雖然有些人仍困難重重，朝夕為衣食而爭，但人之愛心不會磨滅。望諸位量己之力，伸愛心之手，解羸弱之難。無多有少，多多益善，讓四川的孤兒們有一點溫暖，讓我們的心靈不再發生余震。”汶川地震后，唐山孤兒張有路在網上發了這樣一個募捐帖子。2008年5月20日，300多名唐山孤兒匯集，不到一個半小時，共捐款95111元錢。

　　汶川大地震不僅激起了“同命相憐”的唐山孤兒的同情心，也提醒社會激活對“唐山孤兒”的記憶——32年前的那場地震，造成4204名孤兒。那些孤兒的安置以及日后的成長，無論經驗和教訓，都可以成為今天我們面對汶川地震孤兒時的一個歷史坐標。

　　43歲的李寶霞一直害怕打雷。

　　怕打雷、怕黑，從唐山大地震那會兒延續至今，這是為數不多的讓她害怕的事情。每當窗外響起雷聲，她都緊張得抱住女兒。女兒不在時，她就用被子捂住頭。

　　李寶霞并不膽小，地震時，眼睜睜地看著父母死在跟前，她都沒有哭過。

　　32年前的那個夜晚，李寶霞和弟弟與父母睡在一個炕上。凌晨3點42分，熟睡正酣。周圍的三棟三層樓房砸向自己家的平房，父母不顧一切地把她和弟弟護在身下。

　　父母親其實是被悶死的。當時，她能看見父親的鼻子和嘴里流著血，灰塵被血吸附住，將他的口鼻糊住。空氣越來越少，她自己呼吸越來越困難。父母應該就是在這個過程中一點一點耗盡自己的，她這么看著，最終沒能與他們說上一句話。

　　這時，年僅10歲的王立新在郊區大姨家，跟大姨睡一個炕。一根橫梁擋住塌下來的房頂，救了她們的命，大姨丟掉了右手的三個手指。她知道父母的死訊已經是七八天以后。她回到家里原址想見父母最后一面，父母已躺在被唐山人稱為“萬人坑”的地方。

　　24萬人死亡，7000多個家庭全部震亡，產生4204個遺孤，都發生在這短短一瞬。從此，他們共同有了一個伴隨一輩子的社會身份：唐山孤兒。

　　“地震沒有死，到你手里死了可不中”

　　地震摧毀的不光是生命和房屋，還包括城市功能和社會組織系統。

　　“通信、交通斷絕，水電斷絕，不再有商品供應和貨幣流通，社會系統又退回到最原始的狀態，”市檔案館的退休攝影師常青回憶起地震后初期的場景，“喝水只能喝游泳池的水和坑里的水，吃飯只能靠解放軍送。”

　　住所前的一個水洼減緩了地震波，常青所在的樓房沒有倒。隨后的30年，他用鏡頭持續追蹤了唐山孤兒的成長。

　　與常青一樣幸運的，還有時任唐山市知青辦副主任的王慶珍。7月28日早上，她去位于市委機關的單位上班，機關的房子已經倒了。她在西山口找到市委副書記張乾。張乾交給她的任務是，確保地震孤兒的安全，“地震沒有死，到你手里死了可不中。”

　　王慶珍找到杜淑哲和另外兩名下屬。借助各區指揮所的力量，4人組織排查。一個月后，根據他們統計的結果，僅唐山市就有3000名孤兒。

　　李寶霞是被父親的單位通知到的。哥哥在地震中受了傷，只得無奈地將她和弟弟“交給國家”。臨行前，哥哥說，“如果被送到人家家里去，就回來。”

　　王立新的選擇要主動一些，“兩個哥哥是大小伙子，連自己都照顧不好，跟著他們肯定受罪。”街道干部說能去石家莊跟其他失去父母的唐山孩子一起住，她想都沒想就答應了。這個決定被她視為“這輩子最正確的決定”。

　　她并不知道，當時國家對于他們這些孤兒的安置是怎樣的一個系統工程——8月24日晚(唐山地震一個月后)，中共石家莊市委大樓內燈火通明，石家莊市委接到河北省委的通知，要在石家莊籌建一所育紅學校，邢臺也接到了籌建育紅學校的通知。

　　時任石家莊育紅學校校長董玉國回憶說，他在接到籌備任務的十幾天內，就從171個單位調來260多人。3300平米的教學樓日夜趕工，僅33天時間就拔地而起，市房管局黨委書記親自帶隊為新樓粉刷，市安裝公司領導親自督戰安裝暖氣。40多個居委會的大娘大嫂連夜趕制出嶄新的被褥，連枕套也是長征路小學的同學們拿回家用麥麩、黃豆灌滿的。

　　在育紅學校，“家庭”是一個 禁止被提及的概念

　　9月8日，包括尚在襁褓中的“黨氏三姐妹”在內，第一列載滿唐山孤兒的列車，緩緩駛進石家莊站。

　　他們到達育紅學校后，中共石家莊市委書記親自到學校檢查洗澡水的溫度和深淺，讓孩子們洗澡。服裝廠和百貨公司的人為每個人連夜做了一身新衣。

　　第二天孤兒們就去參加石家莊市的歡迎大會。表演完節目，一個唐山孩子致答謝詞，當他說到“爸爸媽媽都死了，是解放軍叔叔救了我”，臺下大人哭成一片，市委書記由于傷感過度，心臟病發作暈過去了。

　　設有哺育室、幼兒班、學前班、小學和初高中的石家莊育紅學校實行封閉式教育，老師和學生24小時呆在一起。在這個閉合系統中，育紅學校的孩子以一種更直接的方式與“祖國母親”發生聯系：他們的撫育費用由國家直接撥付。

　　王立新記得，自己先到衡水深縣的果園，在一個用席搭成的簡易棚里住了一個月，之后才去石家莊。她來時，已有兩批孩子先到。至此，石家莊育紅學校的500多名孩子全部到齊。

　　城鎮孩子李寶霞則被拉到邢臺育紅學校——按照設想，出于保留孩子原來生活習慣的考慮，城鎮孩子被安置在石家莊，郊縣和農村的孩子去邢臺。這里被安排了200多名孩子。

　　育紅學校早晨6點半起床、出操，白天上課、去食堂吃飯，晚上9點熄燈。一切行動都以集體為單位。這個生活節奏一直被王立新保持到在育紅學校上完高中，以至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她眼里的社會組織方式就是集體生活，她不明白為什么老師這么大了還有父母，也很困惑為什么毛主席會有夫人。

　　在育紅學校，“家庭”是一個禁止被提及的概念。由于害怕自己的家庭生活影響到孩子的心理，老師從來不把自己的孩子帶到學校來，家就在學校隔壁的教師董玉國仍然住在學校里，只在晚上趁孩子們睡著才回家，在他們起床前又趕回來。孩子們都不知道他有個家。

　　王立新成家后，丈夫偶爾會埋怨她是個沒有家庭觀念的人。她自己也承認，“是有一點”。在購買一套130平米的房子時，她僅僅看了模型，沒等丈夫看樣式就把訂金交了，“一個人做主慣了，從來不用跟父母商量什么的，結婚后自然也很少跟他商量”。

　　李寶霞的情況好一點。邢臺育紅學校人少，不足以建立初中班和高中班。她讀完六年級，就與同學去邢臺的中學讀書，得以接觸到社會。她的成績不錯，初一時成為當時班里僅有的兩名團員之一。

　　她努力學習的動力并非要求上進，僅僅是為了“保住唐山孩子的面子”，“不能讓邢臺孩子覺得唐山孩子差”，“唐山的孩子被分到邢臺的學校上學，成績至少是在中游甚至中上游，沒有排最后的”。

　　“衣來伸手，飯來張口”

　　1977年，常青帶著路來相機第一次探訪石家莊和邢臺，對育紅學校的生活條件之好非常驚訝，“當時普通人的工資也就40元，這里一個孩子的補助就有15元”。

　　老師們對待孩子的感情，幾乎比對待自己的孩子都好。“那個年代講階級感情，唐山孤兒是階級兄弟的孩子，能被挑選來照顧他們，可以說是一種榮耀，”常青說，“那時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分外親密一些。”

　　董玉國在《記石家莊育紅學校》一文里回憶說，學生賀邊輝有一次昏迷住院，郝秀霞老師心疼得落淚，用熱毛巾捂熱輸液瓶，在醫院里陪了3天3夜。

　　普通老百姓那時70%粗糧、30%細糧。但在育紅學校，有市委書記特批的細糧敞開供應。王立新記得她那時每頓都能吃上饅頭。她經常看見洗碗池邊的泔水桶上飄著幾個饅頭。一周吃一次用來改善生活的肉腸，也被一些男生跳窗從廚房拿出來吃掉，吃不完怕被發現就把肉腸扔進下水道。

　　董玉國曾經開會說，“你們把三年的糧食定量都吃完了。”李寶霞也說那是一段“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在邢臺，也有孩子把吃不完的半拉饅頭扔上房頂，結果，老師清掃房頂時掃下來兩桶饅頭。

　　在育紅學校，有航模愛好者小組和體育愛好者小組。喜歡唱歌跳舞的王立新是宣傳隊成員，常青給她拍照時，她剛好在前臺表演完節目。她們宣傳隊里一個叫張曉軍的孩子，英語學得好，每當有老外來參觀，他就被派去對話，后來這孩子考上了南京外國語學院。

　　“那時，育紅學校的孩子在邢臺幾乎是享受特權。”李寶霞說，育紅學校的孩子坐車和看電影都是免票的，到那兒就進，人家也不管，“心里還是挺美的”。這種特權有時也會過頭，“調皮的男生跑到農民果園里摘果子吃，被發現了，一說自己是唐山孤兒，人家也拿你沒轍。”

　　多年后，跟蹤研究唐山孤兒的唐山市委黨校教授高民杰在其論文《河北唐山地震后孤兒的心理變異及其社會化治理》里，把孤兒的這種心理歸因為“無論是為孤兒舉辦的育紅學校還是育紅院，都是封閉型或半封閉型的⋯⋯與社會接觸很少，缺乏對社會的了解”，“他們認為國家給予的照顧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法律和社會道德上比較寬容孤兒”也是誘因之一。

　　1008名唐山孤兒中，早戀占42%

　　李寶霞沒有參加初中升高中的考試。“老師把準考證發給我了，但我沒去。當時就想畢業了好回家。”“回家干什么？自己掙錢自己花。”

　　一來學校，她就知道自己“肯定有工作”，“本來就是爸爸的單位送我來的”。這種想法王立新也有過。她本想準備中考，看見身邊很多同學不復習，自己也想放棄。老師給她做工作，她想想還是去考。結果考上了，她又讀了兩年高中。1984年高中畢業，熱愛文藝的她報考河北師大的藝術系，沒考上。

　　常青說，李寶霞這樣的想法在唐山孤兒中是普遍現象。“不喜歡依賴人，獨立意識強，自尊心特別敏感”。

　　抗震30年紀念，當年的老師們從石家莊來唐山，所有的學生都去迎接。常青發現只有“大頭”在“揚著脖子裝英雄”。老師下車，走到他面前，摸摸他的頭說，“大頭，你都長這么高了。”這時繃不住了，大頭眼淚“唰”地一下就出來了。“他們就是這樣，不愿意向人示弱，被惹急了，哪怕你比我大，我打不過你，也要發泄完了再說。事后又往往會后悔，道歉。”

　　河北理工大學教授王子平1991年對994名唐山孤兒做問卷調查，發現91.2%的人是通過國家有關部門或父母單位安排工作，“唐山市的特殊政策，父母生前的單位必須接收孤兒”。對1008名孤兒的調查中，有74.2%的人只有初中甚至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

　　李寶霞不認為這兩個數據之間有因果聯系，“那時，參加工作不像現在這樣要文憑”。16歲的她初中畢業回到唐山，在父親原來所在的冶金礦山機械廠做車工。育紅學校出來的，在廠里有10個，都在車間做工人。她參加工作，只能先當學徒，每個月工資26元。

　　當時她與弟弟住在兩間連著的單間里，全部的家具除了單位上焊的兩張鐵管床，就只剩一個舊茶幾和哥哥給的兩個破沙發。她開始體會到生活的艱辛。

　　類似的感覺，王立新也有。她1984年從石家莊回唐山，去了母親所在的棉紡廠做紡織工，每天在機器前走動的距離大概80里地。逢年過節，室友回家，食堂不開飯，自己就只能炒個雞蛋放點咸菜，有時買個饅頭就著冰棍吃。這時，她特別懷念以前的集體生活。

　　從育紅學校出來走向社會，到建立家庭，“這幾乎是每個孩子最艱難的階段”，常青說，“他們在經濟上獨立了，但在精神上卻很脆弱。以前老師像疼自己孩子一樣疼他們，一下子突然被拋入社會，突然就沒人關心了。”

　　3年過去，李寶霞認識了現在的丈夫田福利。田是糧食局車隊司機，對他們姐弟不錯，弟弟想買個收音機，他就花150元給買一個，相當于他幾個月的工資。第二年，20歲的她答應了田的求婚。

　　開灤精神衛生中心神經癥病區主任于振劍發現，失去父母后的自卑、封閉自我、缺乏社交，降低了唐山孤兒的社會自信心。即使走入戀愛和婚姻，仍然有自卑情緒，膽小怕事，女性則表現得很柔弱。

　　王立新的一個也是孤兒的室友，才18歲，跟一個男孩認識一個多月就上人家家里吃飯，對方的母親給她買了個裝衣服的皮箱和一件仿貂皮的腈綸外套，感動不已的她馬上就嫁了。結果還在坐月子，兩人就離婚了。這段經歷讓她至今未婚。

　　王子平發現1008名唐山孤兒中，早戀占42%，60%的人不到24歲就結婚了。

　　“如果能去個好家庭，父輩的人脈資源可以讓自己少走很多彎路。”

　　作為常青眼中的“社會里最薄弱的群體”——這些“下邊沒根、上邊沒支撐，漂浮在社會中間”的唐山孤兒們，以各自的方式向社會中上層攀升。在唐山這個工業城市，脫離一線工人的身份，調進辦公室工作，是很多孤兒的夢想。

　　王立新屬于較早覺醒的一撥人。1984年，她回到唐山棉紡廠做工人，其間，她考過導游和英語，都沒有考上。上了兩年班，她狠下心報考了系統內部的紡織職工大學，經過半年的復習，終于考上。畢業后適逢廠里銷售處招聘業務員，她以全廠第一的身份被錄取，最終“逃離了機器”。

　　頭腦靈活的王立新開始顯露自己經商的天賦。她利用廠里的業務關系，做些“對縫兒”(掙差價)的活。后來發現，如果把“對縫兒”賺來的布拿去賣，可以掙得更多。她就在工作之余騎小三輪車上馬路賣布，直至發展成現在的布店。她的工程師丈夫是廠里分來的第二批大學生。常青來她家看她，她堅決要用自己的豐田威馳送他回家。

　　李寶霞則在車間度過18年的車工生涯，直到1999年下崗。“像我們這樣情況，是不應該下崗的”，她有些不平，也沒去找領導理論。她不愿意向人示弱。

　　她決定趁機做個改變。2001年，在丈夫的要求下，她賣掉兩室一廳的房子給丈夫買了輛貨車，打算丈夫掙了錢就把房子買回來。2003年，丈夫在廣西出了車禍，幸運地撿回一條命，車卻報廢了。她以9萬元賣出去的房子，5年里漲了一倍，現在更漲到了39萬。

　　李寶霞還是認為自己的生活比較幸福。她說自己和丈夫的感情很好，也很滿意女兒的獨立和大方。如果可以重新選擇，她還是會選擇去邢臺育紅學校。“不過，如果能像黨育苗那樣，去個好家庭，父輩的人脈資源可以讓你少走很多彎路。”

　　育紅學校1984年奉命停辦。“黨氏三姐妹”的老二黨育苗，8歲從石家莊回到唐山市福利院，14歲在中央電視臺舉辦的“心連心，軍民聯歡晚會”演出，見到了當年從廢墟里救出自己的“解放軍叔叔”吳蘭恩。吳蘭恩在跟黨育苗的通信中，認下這個女兒。從此，黨育苗跟隨已經是中校的父親去涿州生活。隨后參軍，轉業，目前在一家科研機構的辦公室里工作。(張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