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幫助數千萬在四川省汶川大地震中失去家園的民眾重新安居，中國政府有關部門將爭取在3個月內完成對災害損失的評估和對災區重建規劃的前期調研，讓受災民眾直接參這項工作是一個重要的民主步驟。

　　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副司長王金華30日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損失評估是為了對災區重建提供參照，而規劃調研的主要目的是在掌握受災群眾需求的第一手信息的同時，讓當地居民能夠直接參與家園重建。

　　他說，這項調研由教育、交通、民政、水利、通信、衛生以及住房城鄉建設等部門分頭進行，并最終將報告向國務院匯總。

　　目前尚沒有明確的災后重建時間表，但是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已部署成立災后重建規劃組，要求按照“統籌規劃、科學評估、分步實施”的原則，在國家汶川地震專家委員會現場調查研究和科學論證的基礎上開展地質地理環境條件評估和建設項目選址工作，抓緊編制災后重建總體規劃。

　　王金華說，讓受災群眾安居不僅需要科學選址，還需要尊重受災群眾的需求和呼聲，保證他們在重建過程中的話語權和知情權，因為家園重建的關鍵就在于社區重建。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說，地震造成了房倒屋塌、山區的水利、交通和電力設施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原有的社會秩序受到破壞，但是這并不等于原有的社區不存在了，只要人在，人們對社區的心里歸屬就依然存在，人們參與社區治理的權利就應得到保障。

　　5月12日，汶川發生里氏8.0級特大地震后，四川、甘肅、陜西、重慶、云南、湖北、貴州、河南、陜西和湖南等地受災。據權威部門通報，估計這次地震遇難總人數將超過8萬人。此外，倒塌房屋650余萬間，損壞房屋2314多萬間。

　　為了盡快恢復受災地區的正常生產生活，國家減災委員會科學技術部抗震救災專家組已經就臨時安置點設立提出了建議，包括鼓勵“原鄉鎮、村委會建制的災民實行集中居住，暫時無法實行集中居住的利用原有建制進行管理”等。

　　專家們認為，這些原則實際上為重建社區創造了方便，也有利于災民“共渡難關”“互相幫助”“減少孤獨”。

　　王金華指出，實施“參與式”重建在中國是有制度保障的。根據《城市居民委員會組織法》，作為城鎮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的居民委員會必須就涉及“居民利益的重要問題”提請居民會議討論決定。只要有五分之一以上的18歲以上的居民、五分之一以上的戶或者三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小組提議，就應當召集居民會議。

　　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有十分之一以上的村民提議，村民委員會就應召集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包括村辦學校、村建道路等村公益事業、村民的承包經營方案和宅基地使用等。

　　近年來，中國各級政府在重大政治經濟社會決策中，均鼓勵公民參與，將其作為擴大人民民主、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內容。中國公民參與的渠道不斷拓寬，如帶有“中國式”民主意味的信訪制度，領導接待日以及政風行風熱線，方興未艾的聽證會、旁聽會等。

　　目前，中共黨內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征集民眾建議是黨和政府科學民主決策的重要渠道，也是人民參政議政、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有效途徑。

　　由于這次地震的重災區地處山區，受災群眾中農業人口比重大，溫鐵軍建議在社區重建過程中借鑒國務院扶貧辦實施“整村推進”的扶貧經驗，充分發掘鄉土中國的社會資源。

　　“整村推進”是中國政府為盡快解決少數貧困人口溫飽問題自2001年開始提出的農村扶貧工作思路，主要是以村為單位，用參與式方法自下而上制定扶貧開發計劃。通過參與，老百姓有渠道掌握項目資金的使用、監督項目的實施，也客觀上穩定了農村的社會結構，改善了鄉村治理。

　　2001年至2006年間，中國選擇確定了14.8萬個貧困村，覆蓋了83%的貧困人口，并在六年間成功地把絕對貧困人口從3200萬減少到2148萬，貧困發生率由3.4%下降到2.3%。

　　溫鐵軍說，災區重建最怕一刀切。山區十里不同峰，只有實施參與式重建，讓村民們給重建事項排排序，自己決定是該先修路，架電還是修復農田，才能激發群眾的能動性和創造力，找到因地制宜的解決方案。

　　鑒于受災地區是10多個少數民族的聚居地，以羌族藏族居多，其中羌族的四個主要聚居地——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縣、汶川縣、理縣和綿陽市北川羌族自治縣均為重災縣，這就使災區重建的復雜性和艱巨性更加突出。

　　溫鐵軍說，一定要允許按照山區民眾傳統的建筑習俗來組織建設，不能讓建筑承包商用水泥在農村堆塊塊，也不要妄想一夜之間實現城鄉一體化，用城市去規劃農村，把農村搞得很龐雜。

　　他說，搞災后重建一定要在重視硬件建設的同時注重社會組織和制度建設，讓社區居民參與其中進行民主決策。沒有任何一個政府能夠在同一時刻讓所有人滿意，只有依靠日趨完善的組織制度，允許不同觀點的自由表達才有助于形成最佳政策，減少社會成本，避免使問題演變成矛盾和沖突。 (記者程云杰　劉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