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

　　1978年3月，黃火青成為最高檢察院恢復重建后第一任檢察長，而此前，檢察機關已被撤銷整整10年。

　　1980年9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成立最高人民檢察院特別檢察廳，對“兩案”進行檢察起訴，并任命黃火青兼任特別檢察廳廳長；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兩案”，最高法院院長江華兼任特別法庭庭長。

　　1980年11月20日下午3時20分，特別檢察廳廳長黃火青宣讀了對以林彪、江青為首的反革命集團的起訴書。

　　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4條的規定，“對于一切公民，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在法律面前，不允許有任何特權”，特別法庭認為，雖然這些被告人都曾身居高位，權勢很大，也要堅決依法進行審判。

　　從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對被告人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陳伯達、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江騰蛟進行了公開審判。經過33次開庭，45次法庭調查和辯論，查清了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實。

　　特別法庭在查證證據上做了大量工作，對各種證據873件進行了認真反復地審查。在庭審調查中，特別法庭先后向被告人出示和宣讀了檔案、信件、日記、筆記、講話記錄和錄音等經過鑒定、驗證的原始書證和物證共651件次，通知被害人和證人到庭陳述和提供證言共49人，做到了凡是認定的犯罪事實，都有充分的確鑿的證據。

　　馬克昌教授回憶“兩案”審判的原則時說：通過法庭調查，對原來所指控的被告人的某些罪行，由于證據不足，或證據不能證明構成犯罪，法庭就予以否定。這表明特別法庭堅持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審判原則。

　　法庭調查結束以后，進行了9次法庭辯論。在法庭辯論時，特別法庭依法保證了被告人行使辯護權和辯論終結后的最后陳述權。

　　特別法庭既不因被告人過去的地位高、權勢大，而在犯罪后使他們可以不受法律制裁，也不因被告人是人民最痛恨的人而剝奪他們在法庭上依法享有的辯護和陳述的權利。江青和黃永勝就在法庭上分別作了近兩個小時和3個小時的辯護與陳述，張春橋雖不講話，特別法庭也一再向他宣布依法享有辯護和陳述的權利。

　　經過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特別法庭全體審判員進行評議后認為，對10名被告人，由于他們在反革命集團中的地位不同，所犯的罪行和應負的罪責不同，因此，必須區別對待，處以不同的刑罰。

　　馬克昌教授這樣評價兩案的審判：通過這次審判活動，表明我國社會主義法律是人民意志和利益的體現，任何人都不得侵犯，違法犯罪必定要受到法律制裁；而對任何人進行制裁，都要依照法律規定辦事，要根據法庭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的法律規定，作出定罪量刑的判決。

　　審判表明：法律神圣不可侵犯，違法犯罪必受懲處；而對任何人進行制裁，都要經過法定程序，不得隨意定罪量刑，我國從此開啟了從人治走向法治的時代。

　　從沒有律師的位置到律師參與辯護

　　1980年8月26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五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中國中斷了二十多年的律師出庭辯護被恢復了。律師不再被認為是為“壞人”說話的人了。律師暫行條例使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的憲法原則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可操作性。回憶起“兩案”指導委員會決定公開審判中應有辯護律師參與時，馬克昌教授認為那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種氣魄和膽識。

　　事隔近三十年，當初的感受仍記憶在心。馬克昌教授和記者說，審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過程，也是我國健全法制的過程。

　　當時，司法部根據兩案指導委員會的原則批示，提出了籌建“律師小組”的設想，經過公證律師司多方物色，找到了18名律師，1980年11月19日，司法部報請“兩案辦”同意，共由10名律師出庭執行職務，得到批準。新華社當晚播發了10位律師名單。

　　“這是律師制度恢復之后中國律師第一次向全世界的公開亮相，標志著中國律師制度作為法律制度的有機組成部分將要在國家法制建設中發揮它的作用了。”馬克昌說，那一刻，他看到了中國律師的美好前景。

　　“指控吳法憲私自把空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了林立果。吳法憲對私自交權和交權后產生的嚴重后果，負有不可推卸的罪責。”馬克昌記得他和周亨元律師一道為吳法憲辯護時，他們提出，吳法憲當時并不知道林立果利用他交給的權力，組織“聯合艦隊”，進行反革命武裝政變的準備活動。因此，吳法憲不應直接承擔罪責。

　　指控林彪、葉群陰謀帶領吳法憲等“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分裂國家”的反革命活動，吳法憲當時也不知道。

　　吳法憲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眾多主犯之一，對此沒有異議。需要指出的是，吳法憲在這個反革命集團案的主犯中不是為首分子，為首分子是林彪和江青。

　　馬克昌還當庭指出，吳法憲認罪悔罪的態度比較好，具備可以從輕判處的條件，希望特別法庭在量刑時考慮對被告人吳法憲依法從輕判處。

　　判決結果證明，特別法庭采納了馬克昌當時的辯護意見。“在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審理中，律師辯護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發揮了積極作用，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各方面的評價是肯定的、滿意的。”馬克昌說。

　　馬克昌十分肯定地和記者說，顯然，此時站在法庭上的辯護人再不是一個人們想象中的“花瓶”，他們在對被告人做了全面、細致的了解后，提出了自己的辯護意見；辯護律師不再只是“僅限于為坦白認罪的被告人要求寬大處理”，而且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對起訴書控告被告人的7條罪行提出了異議，并且取得了成功。

　　“兩案”審判是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史上的里程碑，是執法的典范。展現了公安、檢察、法院、律師各個階段的主題活動以及它們各自的周密、細致、艱巨的準備工作，可以說是一部中國刑法、刑事訴訟法的具體注釋。“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確定為我國刑事審判的指導原則之一，是法治原則具體化。”很多年后，馬克昌談到“兩案”審判對中國司法原則的啟迪作用時說，任何案件都要首先查清犯罪事實、不夸大、不縮小事實，然后要嚴格按照法律來處理，不能離開法律按個人意志來行事。

　　“兩案”審判已經載入了史冊，但審判昭示的司法原則，依然鼓舞著為民主與法治奮斗的中國人民。正是從那時起，中國人的法治理念得以恢復，人們開始普遍認識到如果沒有法治、沒有民主，連最起碼的人身權利都難以得到保障，又怎么建設富強和民主的中國？因此，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歷史功績在于，實現了恢復和重建中國司法制度的歷史性轉折。(記者 張亦嶸 袁定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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