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云浮市“億萬富翁”梁廣鎮，因涉嫌挪用公款犯罪被立案偵查。鑒于其云浮市人大代表身份，經云浮市檢察院申請，該市人大常委會許可檢察院對其采取強制措施并移送法院進行刑事審判。然而，廣西百色市人大常委會表示了不同的意見，原因是梁廣鎮也是百色市人大代表，未經其許可，云浮市檢察院不能對其采取強制措施并移送法院進行刑事審判。兩地人大常委會機關意見相左，檢察機關無所適從，案件被迫擱置，而梁廣鎮卻去香港、美國進行考察去了。（《檢察日報》6月2日）

　　“梁廣鎮現象”的“雙城”困局，讓人立即想到的是法律的漏洞。梁廣鎮擔任兩個市的人大代表，檢察院對其采取強制措施，就得經過兩個市的人大常委會許可。百色市人大常委會不同意，于是只能眼看他逍遙法外了。于是不禁要問，一個人同時在數地當選人大代表是否合理合法？應該說，一個公民可以當選幾級的人大代表，但決不應該擔任平行的幾個地方的人大代表。因為每個公民只能在一個地方進行選民登記，只能在他登記的地方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現在，梁廣鎮既在戶口所在地當選人大代表，又在其企業投資地即工作地點當選人大代表，他實際上就有了特權：具有雙倍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如果這樣的做法推廣開來，一個大企業家可以同時在幾個地方投資或工作，于是可以在幾個地方成為人大代表，在其觸犯法律以后，只要有一個地方的人大常委會出于地方保護，就可能阻攔對其實行強制措施，法律也就變成一紙空文了。所以，應該彌補法律漏洞，代表法應規定所有公民只有一個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同時完善選舉法，規定公民只能在戶口所在地或工作地選擇一地進行選民登記并參加選舉，同時擔任兩處以上人大代表時，應該辭職或罷免。

　　法律的漏洞當然是應該填補的。但具體到“梁廣鎮現象”，僅僅填補法律漏洞并不能解決問題。如果現在梁廣鎮僅僅是百色市人大代表，那么，他在云浮市犯了案，云浮市的強制措施百色市人大常委會就是不許可，事情還是得不到解決。這樣的事例并不少。杭州鑫富藥業一項專利技術被山東新發藥業盜取，使民營企業蒙受了巨大的損失。而此案嫌犯、山東新發藥業董事長李新發被網上追逃期間，補選為山東墾利縣人大代表、東營市人大代表。這樣一來，山東方面的人大常委會不予許可，成為浙江警方的抓捕的法律障礙。再說，拋開法律許可的程序，就問題的實質看，面對同樣的法律，梁廣鎮該不該被抓捕，云浮市和百色市應該可以有統一的看法的。

　　其實，“梁廣鎮現象”的發生，背后不僅有法律的漏洞，更有地方政府執政的誤區。誤區之一，把人大代表作為獎品，這是“法內施恩”。為什么要把當地的大企業家“安排”為人大代表，為什么把公安部網上追逃嫌犯補選為人大代表？在一些地方政府眼里，人大代表等政治職務是他們鼓勵投資的獎品，同時也滿足企業家參政的愿望，因而使得人大成為富人的舞臺。誤區之二，企業家可以拿“錢”抵罪，此乃“法外施恩”。在一些地方政府看來，企業家只要能給地方帶來GDP和財政收入，其他什么都可以不管，違法犯罪也可以寬容。百色市的官員就這樣說：“梁廣鎮對百色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有貢獻，如果允許對梁廣鎮采取強制措施并移送法院進行刑事審判，對企業的影響太大了。”這其實就是一些官員的“畸形發展觀”，只要有GDP和財政收入，什么道德、法律、紀律都可以一腳踢開，這樣的發展對人民究竟有沒有好處實在很難說。可見，治理“梁廣鎮現象”，既要解決法律的漏洞，更要堅持依法執政的原則。（殷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