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范美忠先跑事件”引起社會廣泛爭議，爭議的存在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一個開放和價值多元的社會，是否只能講個人權利與自由，而放棄對人的道德與責任要求？

　　中學教師范美忠在大地震發生時，拋下學生、自顧而逃的行為，有一個非正式網上調查表明，八成以上的人持否定態度，而表示贊成或同情的不足兩成，應當說是非自有公論。但如果留意媒體上的評論，同情、贊賞教師先跑行為的比例高得不合情理，顯示了不同人群在話語權分配上的差異。

　　一些人以“本能”為說辭、以“人性”為旗幟，見人講道德便指責為“道德大棒”、“偽善”，把道德意識斥為“泛道德主義”，嘲笑那些語及道德的人是“道德家”和“衛道士”，攻擊道德提倡者是“偽君子”。究其語意，你可以否定道德，嘲弄道德判斷，而不可以捍衛道德，提倡基本倫理。

　　這些人并不止于行動，他們還要“拿來”一些主義，為自己的不負責任作理論包裝。范美忠自我辯稱：“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他們認為，為了追求“個人的生命”這種最高價值，就可以以不擔負責任地“自由”，可以“光明正大的怯懦”。按照這種邏輯，遇險的船長可以不顧乘客安危，自己優先坐上救生艇；遇險的飛行員可以跳傘自保，讓乘客自求多福。

　　不管如何理論包裝，他們念叨的“自由”只是一種偽自由，其主義不過想免除責任，是一種偽自由主義。我們每個人是自由的，在一般情況下，它意味著不為害他人。但如果你正從事某種職業，這種職業要求你采取行動，你必須主動去做，其實你也是自由的。全部自由實際上是公民的自由，而一個公民既享權利又擔義務。自由主義并不為“光明正大的怯懦”辯護，也不為自私自利、不負責任背書。

　　這種偽自由主義，代表了一種處世態度，實際上是在推銷一種生活方式。在危急關頭，他們要“把個人生命看得比別人重要”，自顧逃命。在平常日子，他們則是“拿多少錢，做多少事”，把社會生活視為一連串買賣，只求自利，決不利人。他們顯得很“理性”，但換一面看就是冷漠：你高尚，我尊敬；你卑劣，我理解。有時候，他們感到道德意識礙手礙腳了，就恨恨地攻擊起高尚。

　　其實，范美忠的同情者們對主義的“拿來”決非如果他們所言，是“坦誠的”。“本能”的說法，早已被西方學術界批判和拋棄，人們已經認識到，除了食色等少數幾種生理現象外，人的本能都是文化反應。在人類的近親大猩猩、黑猩猩身上，科學家們觀察到了相互協作和犧牲；甚至在一些動物身上，我們也可以看到它們為了面對嚴苛的現實，而為他者作出犧牲。“獸性”如此，人性焉能只顧自己？

　　正如在地震面前，人類個體顯示了其脆弱性，我們必須組成社會，以便相互團結、相互扶持。而相互團結、相互扶持也是社會的粘合劑，如果不講道德，人們全都只顧自己逃命，我們這個社會還能被凝聚成一個社會嗎？如果人們光談權利，沒人承擔義務，誰來滿足這些個體權利？視道德為恥辱和虛偽的諸公，你們的光榮和真誠如果不過是排斥道德、正義、善和責任，與自由和公正有什么關系？在“先跑門”中，有一種聲音說，“泛道德主義也是一場災難”。但我們有更多的理由相信：“無道德是一場更大的災難。”

　　我們要提倡道德和責任，要防止用道德、責任抹殺個人自由和權利，我們主張的是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我們反對的是顧此失彼。每個人都在從事某種職業，每一職業都存在一種職業倫理，我們在享有某些權利的時候，就不能不承擔起一些義務。今日社會，道德并非過剩，而是十分欠缺；承擔基本道義，履行基本責任，不是自由之敵，而是追求自由的應有之義。人不能像動物一樣，在污泥濁水中打滾，變社會為生存角逐的叢林，必須有人的模樣。(楊于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