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情信息——

　　從“國家秘密”到公開透明

　　這些天，張廣有老人心情很復雜。有些記憶原本是已經沉寂了的，現在卻如沉睡的火山突然爆發了，噴涌而出。

　　“電視上的那些畫面和我當年在唐山看到的幾乎一模一樣。”這位《農民日報》原總編輯在電視上看到關于抗震救災的報道時，殘存的記憶把他拉回到32年前那慘不忍睹的唐山廢墟。

　　當年，唐山大地震發生3個多小時后，張廣有就急匆匆地從北京出發前往唐山，成為首批到達唐山災區的新華社記者中的一員。作為一名老新聞人，對比兩次抗震救災，張廣有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這次災情的信息透明度是前所未有的：汶川大地震后不到半小時，新華社就發了災情信息；中央電視臺中斷正常的節目播放，24小時滾動直播汶川地震最新情況，受災群眾的悲傷表情、瓦礫遍地的廢墟畫面，在電視上不斷出現；互聯網上，中央人民政府網等權威媒體實時提供信息，包括最新的傷亡人數；國務院新聞辦、四川省政府召開多場新聞發布會，如實通報抗震救災最新情況；地震發生3天后，國務院抗震救災總指揮部公布了此次地震“遇難總人數的估計數字”，這在新中國歷史上尚屬首次……

　　“唐山大地震死亡24萬多人，傷亡數字是1979年第一次全國地震工作會議時才公布于世的。這時，地震已經過去3年了。”張廣有老人說，唐山地震時，由于受極“左”思潮的影響，記者發稿有很多限制，只允許報道軍民“公而忘私、患難與共、百折不撓、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而不允許報道國內外人民普遍關心的人員傷亡、房屋倒塌、財產損失等災情。張廣有現場采寫的很多報道，除一小部分公開發表外，多數被封存起來。他的一篇唐山地震見聞，在紀念唐山大地震10周年時才在《農民日報》上公開發表，題目叫《抹不掉的記憶——唐山地震當天見聞》。

　　這一點，同樣親歷過唐山抗震救災的作家錢鋼也深有感觸。在2003年的一次演講中，這位《唐山大地震》一書的作者回憶了當年的情景：在唐山地震時，地震的消息、地震中的人員傷亡情況，都是秘密。地震現場不讓隨便拍照。今天我們看到的很多地震照片，不是由當時的記者拍的，而是科學工作者后來去考察時拍的。所以，大量的是同一類照片，叫做“地震造成的建筑物破壞”。而那些死去的人、受傷的人的照片呢？幾乎是找不到的。

　　這次汶川地震后，深入災區一線的記者，包括外國記者，在采訪中沒有什么限制，如實地報道了災區受災情況。他們的齊全裝備，比如筆記本電腦、無線網卡、海事衛星等，也讓張廣有很是羨慕。“唐山大地震那會，發報道不像現在這么方便，只能靠電話。地震當天，我好不容易從軍隊在唐山機場的臨時救災指揮部里找到全唐山唯一一部聯通北京的電話，在征得部隊領導的同意后，我從筆記本上扯下幾片紙，坐在地上就開始寫稿，然后再打電話發稿。”張廣有說。

　　32年過去了，同樣的大地震，不一樣的災情處理方式。

　　“及時公開災情，不僅有助于緩解公眾的恐慌情緒，防止謠言四處傳播，更重要的是，它讓大家對災難有了一個真實的了解，激發了人們的同情心，加強了社會的凝聚力，大家眾志成城，守望相助，共同努力戰勝災難。”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彭宗超說，信息透明，體現了中國政府社會管理能力的提高和執政理念的進步。

　　國際救援——

　　從拒之門外到歡迎合作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中國政府對國際社會的援助，采取了一種開放和歡迎的態度，首次在特大自然災難后接納國際專業救援隊。

　　大地震后，許多國家和地區以及國際組織，迅速以各種方式向中國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慰問，并表示愿意提供物資、資金和技術上的援助。對此，5月13日，中國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秦剛在例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稱：中國對國際社會援助表示衷心感謝和歡迎。

　　兩天之后，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表示，考慮到鄰近和快捷的原則，中國政府同意日本、俄羅斯、韓國、新加坡四國政府派遣專業救援人員赴四川地震災區協助救援行動。

　　一個崛起的中國，正以一種自信的心態，去面對國際間的合作。來自國際社會的援助款物，以及救援隊、醫療隊，為中國的抗震救災提供了寶貴的物質支持和精神鼓勵。不少中國人于是有了這樣的感受：在災難面前，我們并不孤單，整個世界與我們同在！而當年唐山大地震時，由于年代的特殊性，對于國際社會的援助，我們拒之于門外。

　　當時，美國、英國、日本和聯合國等都關切中國的災情，表示愿意提供援助。震后第3天，即7月30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宮澤喜一外相的建議，準備援助中國。宮澤外相還指示日本駐華大使孝川，要他向中國政府轉達：一俟中國方面做好接受的準備，就將發送藥品、衣物、帳篷等救災物資。當天，中國外交部正式謝絕日本政府愿意提供援助的表態，并告知日本駐華大使：中國不接受包括日本在內的外國任何援助。日本共同社引述中國外交部的話說，中國人民決心以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困難。

　　對此，新華社原副總編輯、曾參加過唐山抗震救災報道的徐學江感觸很多：“抗擊大的自然災害，主要立足于國內，靠自己的力量克服困難，是對的，但這不應跟接受外部捐助支援對立起來。不接受外部支援，反而傷了人家的感情，落得人家抱怨，效果很不好。”

　　“從32年前的拒絕，到現在的接受，這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變化。它說明，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洗禮，中國政府和人民能以更寬廣的胸懷與眼光面對全世界，不再諱言災難，同時坦誠接受全世界伸出的援助之手。”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彭宗超說。

　　彭宗超說，在抗震救災方面與國際社會合作，表明中國借助一切力量減輕災害對民眾利益的損害，也表明中國積極主動參與國際合作、融入國際社會的開放姿態，增強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間的情誼，也有利于我們與國際社會保持良好的互動和溝通，為我們的和平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條件。

　　民間志愿者——

　　從有心無力到積極參與

　　張華強是四川江油的一名支教者，一位50歲左右的中年人。

　　那天下午，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他幾乎不假思索地就做了一個決定：開車去重災區救援！具體去哪兒，他一時也沒想好。行車靠近北川的地方時，跑出來的受災群眾對他說，北川已經不在了，真慘啊！張華強想，既然北川受災這么嚴重，就去那里。當天晚上，他抵達目的地。

　　當時，北川和外界斷絕了一切聯系，大規模的救援隊伍尚未趕到。張華強就和其他搜救者用竹棒子敲打那些廢墟上的瓦礫碎片，希望下面的人能聽見。他還與眾不同地帶了一部小相機，為的是找到幸存者的位置后登記，讓大部隊進來搶救。5月13日這一天，他和伙伴們救出了10來個人，又拿相機拍到了6個自己無法救援的幸存者的位置。

　　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先后有近20萬志愿者像張華強一樣，自發地趕往災區參與救援。他們有的開著私家車，有的自費買機票飛赴災區，搜救人員、轉移物資、心理援助……他們用自己所能，給災區人民送去溫暖和力量。《三聯生活周刊》的記者袁越，在四川綿竹漢旺鎮“救援物資調配中心”附近采訪時，看到了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志愿者的車輛排成長隊等待卸貨，而倉庫里已經堆滿了他們運來的各種物資。見此情景，這位記者感慨萬千：“志愿者的大量出現是這次地震和唐山地震最大的不同。那時，肯定也有無數好心人，但沒有能力前往唐山抗震救災。32年過去了，中國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大批先富起來的老百姓終于具備了這個能力。如果說，政府是通往災區的大路，那么這些志愿者就是小路，他們主動靠上去為受災群眾排憂解難，成為抗震救災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一位經歷過唐山地震的老人說，唐山大地震發生后，全國人民都很關心災區群眾，可是對準確的災情無從知曉，大家又都比較窮，去災區救援確實是有心無力的一件事。再說了，當時的中國社會，計劃經濟色彩非常濃厚，人員是不能隨便流動的，各有各的工作，不能夠隨意離開工作的地方，你到另外一個地方去還要開個介紹信。

　　如今，30年改革開放，那些不合時宜的制度障礙已不復存在，人們在物質上更為富裕了，既有熱心，又有這個經濟實力去幫助災區人民。這是中華民族“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優良傳統的發揚，也是一個富有責任感的公民社會正在形成的標記。(楊祖榮　駱宏望)

　　發展檔案

　　◆1995年2月11日，國務院發布實施了《破壞性地震應急條例》。

　　◆《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于1998年1月1日起施行。這是我國第一部規范防治自然災害工作的法律。

　　◆2003年7月，黨中央、國務院正式提出加快突發公共事件應急機制建設的重大課題，國務院辦公廳成立了應急預案工作小組，開始了全國應急體系建設。黨的十六屆三中、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也明確提出，要建立健全社會預警體系，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處置突發事件的能力。

　　◆從2004年開始，民政部建立的救災預案規定了不同災情條件下的四級響應機制，形成了非常具體的工作制度。

　　◆2005年1月，《國家突發公共事件總體應急預案》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年末成立了國務院應急管理辦公室。目前，全國共制訂各級各類應急預案130多萬件，基本覆蓋了各地常見的各類突發事件。

　　◆2007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突發事件應對法》，這標志著我國突發事件應急法制化程度水平提高，走向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

　　◆及時、權威的信息公開與披露，是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機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2008年5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此有明確要求。

[上一頁]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