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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災難中發現中國

　　20世紀以來，世界舞臺的最主要行為體，仍然是人們公認的民族—國家。而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隨著全球化的狂飆突進，越來越多的人轉向關注個性化的認同，而忽視了民族—國家本身所建立起來的群體認同。然而種種現象恰恰說明，在21世紀中國所面臨的最大自然災難——汶川地震中，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正在發現一個全新的中國。

　　在災難中發現中國，這是中國人自己用身體力行和感同身受踐行的一次自省過程。在整場地震災難發生之后，無論是解放軍的救援速度，普通公眾的情感投入，志愿者的全力支持，以及各個社會團體的關愛，都形成了一種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中國人可能會面對困難，但是不可能懼怕困難。而當地震哀悼日時刻，全中國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時候，這種自發的同一性，本身就展現出一種巨大的力量。

　　同時，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的認同建立，都離不開世界對其的認可和確定。在地震發生后，中國所表現出來的接納能力，向世界體現的說明能力，本身都是展現中國國家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任何一個國家的形象，最重要的來源不是技巧，而是內容。世界在汶川所發現的那個中國，是一個政民互動、眾生彼此照應的中國，這種行為本身就具有很強的特殊性。

　　任何一個民族認同的形成，都需要兩種動力，一種來源于民族內心，在危機時刻所體現出來的相互關系；另一種則來自外界。無論是外界的壓力、關注還是區別，都帶給一個民族自我認同的尺度和范圍。在災難中發現中國，實際上也是在發現中國人作為一個血緣、歷史和情感的共同體，彼此之間能夠有什么樣的默契、情感和支持。

　　所謂多難興邦，強調的并不是災難的好處，而是作為一種極端負面的自然事件，對于人類社會的共同體來說，或許存在另一種客觀的動力。從這個意義上說，地震給了我們一個發現中國的機會。我們發現，其實即便在商業主義最為興盛的現代化過程中，某種人本的共同理念，一直存在于我們的心底。

　　沃倫斯坦曾經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懷疑，西方世界這個范疇是否還存在？亨廷頓也曾經疑慮地問美國人，我們是誰？此刻，如果我們大聲地問一句，中國人在哪里？恐怕從汶川、從北京，從中國的任何一個角落乃至世界的華人群體中，都會傳來回聲。如果我們要問一句，中國的力量在哪里？有一部分可能就在這次災難的廢墟里。(周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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