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6月11日電 香港《大公報》6月11日發表題為《從“圣火受辱”到“汶川受援”》的評論文章說，汶川地震給中國人民造成了空前災難。“抗災搶險、人道救援”成了壓倒一切的心中任務，中華民族精誠團結、眾志成城的偉大精神、偉大氣魄感天動地，震驚了全世界。人性引發人性、良知喚醒良知，各國人民迅速伸出救援之手。這在一定程度上彌合了中國和西方、特別是美國之間的隔閡和分歧，給雙方都提供了新的視角，加強了相互溝通、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標志性事件是柏林和華盛頓的賑災義演，特別是美、韓、俄的軍用運輸機紛紛飛臨災區，空運救援物資。

　　文章摘錄如下：

　　這是意想不到的變化。就在不久前，一些西方政府和媒體還公然對藏獨分子在圣火傳遞過程中明目張膽的破壞活動，采取慫恿和支持態度，激怒了廣大民眾和海外華人，抵制家樂福、網上簽名挺奧運、狀告CNN等民間自發的大規模反擊活動聲震環宇。

　　聯想到近些年來，西方對中國不時發出“中國軍隊威脅論”、“中國包庇獨裁專制國家”、“中國是經濟自由加政治專制”、“中國糧食威脅論”等等指責，乃至早幾年美軍轟炸中國駐南使館、中美戰機相撞……就不難看出，中國與西方(主要是美國)之間的隔閡很深、積怨已久、齟齬難消。汶川地震為雙方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認識對方的機會，但也未必就能由此盡釋前嫌。

　　這就提出一個問題：中西方(中美)之間，矛盾沖突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修復之路在哪里里？有人說，中國經濟騰飛、國力壯大，引起西方的驚懼，因而要千方百計堵截、破壞。這不是問題的要害。誠然，近年來中國奇跡般地成了世界第四大經濟體，成了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中國砝碼、中國話語在國際事務中越發顯得重要，西方媒體紛紛撰文，宣稱“2008——中國元年”、“以2008年為起點，地球村將以中國為中心運轉”、“2008是全球政治和經濟‘脫美入中’的第一年”……真是滄桑巨變。眼見中國搶了飯碗、奪了頭牌，以“老大”自居的西方大國感到不適應、不舒服，心生妒嫉，是可以理解的。但這還不是矛盾的根源。經濟上的你強我弱、你追我趕，在地球村里是常態。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不能再抱著“你死我活”的“叢林規則”那本老皇歷不放了。在西方世界內部，美、日、英、法、德等國之間，經濟沖突也時有發生，甚至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死對頭，現在不都是好鄰居了嗎？

　　有人說，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造成了矛盾沖突。這有一定道理。西方是開放型、多元化社會，人們習慣于充分表達各自的思想感情、政治見解、利益訴求，游行示威乃家常便飯。在西方，沒有人分不清反對政府的某項政策與反對政府之間的界限，也沒有人會誤以為詛咒某位國家官員(即使是總統、首相)就是詛咒國家。那里的政府(執政黨、執政團隊)時刻處在民眾的監督之下，并且隨時有“被轟下臺”的危險。而這些和中國是格格不入的。

　　我們習慣于凡事定于一尊，習慣于非此即彼的絕對化思維方式，缺乏不同利益群體意見表達通道，每有“異議”、特別是有人張起橫幅，公然提出別樣的政見、訴求，政府和民眾即高度緊張，如臨大敵，將之視為邪念、視為反黨、視為反華。如果其中混入國外“雜音”，更會反應過度。即使洋人提出溫和的批評，也極易聯想起“八國聯軍”、“鴉片戰爭”的國恥，而斥之為“別有用心”、“國際陰謀”，進而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回應。

　　而筆者認為，更深層次的矛盾是政見、價值觀、意識形態的分歧。我們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人民民主制度，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標榜的是自由、民主、人權、普選、多黨競爭。說穿了，還是兩種制度孰優孰劣、列寧的未竟事業如何繼承發展、社會主義如何取得全面勝利的問題。這個問題由來已久，至少要追溯到一百五十年前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時候。這是個至巨至偉、事關全球、事關整個人類前途命運的大問題，各國都在關注，都在探索，在上個世紀已經進行過幾乎遍及全球的激烈較量。看來，短期內還難見分曉，也許還要一兩個世紀才能得出結論。

　　西方世界由來已久，中國崛起已成定局。矛盾無法回避，但歧見可以擱置。制度優劣只能讓實踐檢驗、由人民選擇。這是明智而現實的辦法。當年鄧小平主張“不爭論”，應該也包含有國際問題、共產主義道路問題。現在的“胡溫體制”恰恰是這么做的。他們在不同場合多次申明：中國走和平發展之路，中國愿以合作、和解姿態融入國際社會，中國愿做各國人民的朋友，絕不做破壞國際秩序的麻煩制造者。這些政策主張越來越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現在亟需的是國民心態的“崛起”。我們要和中央保持一致，要從“被欺侮、被損害的弱小民族”的陰影里走出來，拿出大國風度、大國氣派，要能自省、有擔待、善包容，要學會冷靜聽取異見，從容面對紛爭。在國際關系中，嗓門高不等于占有真理，那并不能示人以強，恰恰相反，只能示人以隘。(張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