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深的層面，志愿者并非救災時的“專利”身份。我們更需要的是志愿者常態化的社會，時時充滿溫情和友愛的社會。

　　這幾天，全國大學生志愿服務西部計劃項目辦正在進行一場緊急招募，準備在6月20日前，增招1090名志愿者赴四川、甘肅、重慶等地震災區開展為期1年的災后重建志愿服務。與此同時，各地團組織、志愿者協會、NGO等，也在紛紛推出志愿服務災區的長期計劃，中國心理學會等單位的心理救助計劃更長達20年。

　　這些行動令人欣慰。因為國際經驗已經證明，在災后重建中，與政府力量相比，植根于民間的NGO、志愿者能提供更為細致的本土化關懷，有利于民眾回歸生活和心靈的平靜。當然，這樣的志愿行動，絕非朝夕之功。

　　災后重建的最大敵人，并非可能出現的資金不足等，而是公眾的遺忘。對那些受傷的心靈，如何才能給予持久而不是短暫的心理救援？對那些幸存的孤兒，如何才能讓溫情的關懷始終陪伴他們的成長？對災后緊缺的醫療、教育、科技等人才，如何才能年復一年地輸送支援力量……所有這些，都需要NGO、志愿者們在災后一如既往地擔當起公民責任。這是一場“志愿長跑”。

　　在更深的層面，志愿者也并非救災時的“專利”身份。我們更為需要的是志愿者常態化的社會，時時充滿溫情和友愛的社會。在我國的香港特區，五分之一的居民是義工，徜徉在香港的大街小巷、地鐵口，到處可以體驗到志愿者的服務。

　　災難來臨時奔赴一線是志愿行動，日常生活中尊老愛幼、關懷弱者，不吝付出同情和愛心，守護人類的美德和良知，同樣抵達了公民責任和志愿精神的核心。志愿者不僅是身份標簽，更是植根心靈深處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信仰的力量。由此結成的共同體，乃是構筑公民社會的基石。

　　在汶川震災中，志愿者雖然爆發出前所未有的能量，但也暴露出素質參差不齊、組織效率普遍低下等弊端。之所以出現這些問題，說到底還是NGO、志愿者等民間力量缺乏足夠的制度支持。因此，如何為民間力量創造更為寬松的生存環境，以及構筑起民間力量與政府力量雙方互動、互信的良好機制，理當成為“災后重建”的重要內容之一。

　　就NGO制度建設而言，如何以更為開放的思維修訂相關行政法規，實乃當務之急。在志愿服務立法方面，我國已有20多個省份出臺了志愿服務方面的地方法規或規章，所以，制訂全國性的志愿服務法，期待成為下一步的立法目標。也只有借助制度化的激勵和規范，志愿者這一新型公民群體才能進一步成長、成熟起來。

　　志愿者群體的崛起，公民責任意識的蘇醒，將志愿精神進行到底的意識自覺，以志愿者、NGO為代表的民間力量與政府力量的相互融合，以及由此產生的種種變革等，都在共同孕育著公民精神和公民社會的成年禮。震災，是一個良好的歷史契機，期待政府和民間好好把握。

　　□阿計(北京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