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費信息，不是商業秘密”

　　記：剛才王教授說，想不出有關部門拒絕公開信息的理由。我找了一條：商業秘密。

　　我注意到，《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行政機關認為申請公開的政府信息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公開后可能損害第三方合法權益的，應當書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見；第三方不同意公開的，不得公開。”去年修改的《北京市公路條例》第四十五條第三款也規定：“收費公路經營管理者應當按照規定及時向市公路管理機構提供收費、還貸、路況、交通流量、養護和管理等有關信息資料。信息資料涉及商業秘密的，市公路管理機構應當予以保密�！�

　　王：商業秘密的問題，我也想過。首都機場高速是在1993年建成，運行3年之后轉移給了首都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1997年在香港上市了。這是一個上市公司，有可能會提出商業秘密問題。但我們不能說公司的所有信息都是商業秘密。作為一個上市公司，本身有很多信息是要披露的，包括利潤來源。而對公路公司來說，主要的利潤來源就是收費。假如把收多少費定性為商業秘密，那么上市公司就無法向公眾披露主要信息了，那還怎么能成為上市公司？

　　陳端洪(下稱“陳”)：收費是在履行社會公務，這跟一般的企業不一樣。比如說，你想知道我家里有幾個碗，幾個盆，這是我家的秘密。但如果我這幾個碗、這幾個盆是拿來做公共服務的，那就不一樣了。

　　收費這一點絕對不構成商業秘密。為什么呢？這個收費權是國家給你的。收費權是有根據、有目的的。我們現在就問你的根據性的東西完成了沒有，貸款還清了沒有？如果已經還清了，你卻還要收下去，那就需要我們每一個人再次授權讓你收費。這是一個公共性的東西，怎么是商業秘密呢？

　　沈：對商業秘密的界定或保護，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企業的部分涉及經濟利益或競爭優勢的信息，這些信息在公共渠道無法直接獲得，而這些信息的公開又會使企業的競爭對手獲得不正當競爭的機會。而在我們討論的這個問題上，我看不出首都高速公路發展有限公司有什么樣的商業上的競爭對手。高速公路收費公司在收了多少、用了多少、如何用的這個問題上，不存在什么商業秘密。

　　王：從《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看，公共服務職能和公共利益因素對商業秘密保護的主張構成一種限制。第二十三條規定：行政機關認為申請公開的信息涉及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公開后可能損害第三方合法權益的，應當書面征求第三方的意見；第三方不同意公開的，不得公開。但是，行政機關認為不公開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應當予以公開，并將決定公開的信息內容和理由書面通知第三方。

　　可以明確地講，如果有關部門以商業秘密來主張不公開的話，一定會引起訴訟。我們想要搞清楚，在這種情況下，履行公共職能的公司，某些核心信息到底能不能被定義為信息公開條例上的商業秘密。

　　終結不合理收費，障礙在哪里？

　　記：貸款早已還清，終止收費卻仍遙遙無期。這一現象引起太多質疑。三位教授談到，此次提出公開申請，主要是為了推動信息公開制度，但很多人更愿將其看做終結不合理收費的號角。

　　王：我也注意到，有評論的標題就是：“看教授能否轟掉收費站”。坦率地講，僅僅是通過道路收費信息公開申請就能把收費站轟掉，這是不符合邏輯和經驗常識的。因為收費站背后有巨大的利益，怎么可能你弄一弄人家就撤掉呢？但我相信，如果我們獲得充分的信息，我們就可以進一步去分析收費政策是否合理，就可以為進一步的政策改革作出實質性的建議。

　　記：對于機場高速收費，審計部門的說法是：“不合理，但不違法”。如何評價這一說法？

　　陳：這個說法是有問題的。高速公路收費的目的是什么？政府要這個公路公司來干什么？這里面政府和公司是有一個角色的，這個角色就是提供公共服務。之所以收費，之所以要授權公路公司，乃是為了履行國家的社會公共服務職能，因此一切的公共特權的授予都不能背離這個根本目的。貸款一旦還清以后，收費的特權就應該收回。如果一如既往地收費，請問政府在干什么？政府從公共土地利益的代表包括公路的代表變成了私人，它用它的土地和道路來收費、來賺錢。政府發生了角色的變化，這就是違法的。

　　記：還有一種說法，《收費公路管理條例》是2004年11月1日施行的，而機場高速收費期限早在這之前就確定了。因為法律的效力不能溯及既往，收費只好繼續下去。

　　陳：許多合同特別是政府合同里面，合同變更和合同解除的理由就包括法律法規政策的變化。如果上述條例寫明了說，在此條例公布之前已經簽訂的活動按原約定期限履行，不受本法約束，這個可以。如果沒有的話，當然受本法約束，就是說政府主張解除合同的理由就是法律發生重大的變更。原來的合同在簽訂的時候并不違法，但是在現在已經變成了和法律不相容了，就必須變更或解除。

　　記：如果變更或解除合同，是不是要對公司作出補償？

　　沈：確實應考慮補償或者是給予一定的緩沖期限。法國在19世紀的時候有一個類似的合同解除問題。有一家公司原來是用煤氣負責給一個城市照明，市政府與該公司簽訂了提供照明公務的壟斷性協議。后來，電力照明發明了，市政府讓煤氣公司改用電力照明，但這家煤氣公司拒絕了。于是，市政府就把電力照明公務許可給了一家電力公司。原來的煤氣公司將市政府告上了行政法院。行政法院最后判決，煤氣公司有權使用任何手段履行公務，同時市政府也有權要求應用電力照明來實施公務，但條件是煤氣公司拒絕改用電力照明，而有第三者愿意接受同樣條件履行照明公務。這就是給了煤氣公司一個緩沖的期限，直到判決作出4年之后，市政府才找到一家電力公司，在同等條件下接受了電力照明的公務許可。法國的這個例子也可以表明，當法律、法規和政策發生重大變化時，政府確實有權解除原來的合同，但在真正解除之前，或者可以考慮補償的問題，或者可以考慮給予一定的緩沖期。解除并不是一下子就截止了，這樣的話，被解除合同的一方當事人的正當權益就無法得到保障。(作者：李曙明 呂衛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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