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當我們剛剛打開大門看世界的時候，世界也以好奇、期待、疑惑或傲慢的眼光看著我們。改革開放30年一路走來，可以說是褒貶之聲不絕于耳。“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看國外的評論，對于今后再過新的“萬重山”肯定是有益的。

　　國外的興奮各有緣由

　　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正值冷戰處于十分復雜的階段。當時的蘇聯看起來還是很強大的，而里根領導下的美國，一方面搞什么“星球大戰”，另一方面推行“人權外交”，要搞垮蘇聯。1979年，蘇聯出兵阿富汗，很快陷入泥潭，并迅速耗盡國力，弄得國貧民怨。冷戰前途如何？世界向何處去？這些問題擺在世界人民面前。

　　就在這個時候，世界的東方有10億多人宣布要改革開放，消息馬上驚動了世界。改革開放是干什么的？它會帶來什么？中國會變成什么樣子？中國會對西方采取什么態度？

　　一些外國人開始以“探險”的心態來到中國，看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小事情。一位記者看到上海一家照相館櫥窗里掛了一件新款的夾克衫，邊上寫道：“凡在本店照相者可穿這件衣服。”記者的嗅覺是敏感的，當時中國人穿的都一樣，被國外譏為“10億藍螞蟻”。而現在囊中羞澀的中國人也可以公開追求美了。還有一位西方學者到廣州一個大學演講，這本身就是新鮮事。更令他覺得新鮮的是學生邀請他晚上一起去“蹦迪”，令他驚訝不已。

　　外國人有點興奮，也有各自的期待。商人們很興奮，他們看到了市場。當時西方報刊上流行這樣的算術：如果每個中國人喝一瓶可口可樂，那就是至少10億瓶！如果每人穿一雙耐克鞋，那就是至少10億雙！天哪！到哪兒去找這么大的市場？

　　另有一些人則暗暗興奮，那是一批政界人士。他們盤算中國開始搞活經濟，引進西方技術和管理，不可避免地引進西方的價值觀，久而久之，就會變得同西方一樣。如果這條路走成功，那比對付蘇聯容易。

　　我們在第三世界的朋友們，一方面為我們高興，一方面又有些擔憂：中國會不會去擁抱西方而忘了老朋友？有一段時間，中國無償贈與的援助相對減少了，更增加了他們的疑慮。

　　西方因失望而抱怨

　　搞改革開放，中國人的頭腦是清醒的：我們建設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我們借鑒但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因為任何成功的模式都必須適合國情，而不是僅僅為了討西方的歡心。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外風云突起：東歐劇變，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帶來了蘇聯的思想混亂，里根站在柏林墻下向社會主義東方喊話。正是在這種國際大背景下，發生了1989年的那場風波。久經考驗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很快平息了那場風波，接著一刻不停地繼續推進改革開放。

　　一時間，一心盼望中國“和平演變”的西方人因為失望而惱怒了。西方輿論大有“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架勢，大罵中國不民主，不自由，沒有人權，搞獨裁等等。

　　有一位駐歐洲的中國資深外交官回憶說，當時他想同駐在國官員商討第二年的交往項目，對方笑笑說：“明年你們還在嗎？”仿佛中國已被西方判了“死刑”。

　　也正是在這種氣氛下，預言中國崩潰的言論甚囂塵上，其中有一本書就叫《中國即將崩潰》。該書斷言：“北京還有大約5年時間可以用來糾正錯誤。”但是，5年早就過去了，中國卻是一天比一天強大。所以，去年底《美國人》雙月刊刊登了一篇駐北京記者針對那本書寫的文章，他不無揶揄地寫道：“今天，這種批評卻只不過顯示出：與中國務實的經濟改革計劃打賭是多么危險。”

　　“中國威脅論”與“利益攸關方”

　　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80多年歷史證明，中國人是罵不倒的。雖然西方罵聲不斷，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卻越走越堅定。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左右，西方的輿論忽然一變，“中國崩潰論”降調了(當然沒有消失)，“中國威脅論”熱鬧了起來。

　　嚷嚷“中國威脅論”的大約有三種人。一種人害怕中國廉價的產品搶了西方人的就業機會；一種人認為中國經濟實力增強必然增加軍力，威脅到了西方的安全；還有一種人是“西方價值觀至上論”者，他們認為只有西方價值觀可以拯救世界，如果中國趕上甚至超過了西方，他們奉為圭臬的信仰就要貶值、瓦解了，這是他們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面對中國的快速發展，除了主張遏制中國的一小批人之外，西方也有不少人主張接觸和對話。他們知道中國是遏制不了的，提出要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其含義就是要中國在分享利益的同時也要分擔世界上的責任。

　　這種說法當然比“中國威脅論”溫和得多。其實，中國既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又是世貿組織成員，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尊重和遵守當今的國際秩序。同時中國也認為，當今國際秩序存在許多不合理的地方，需要所有國家一起平心靜氣地負責任地商量改進，這就是我們的責任。至于西方輿論硬要把像達爾富爾這樣的熱點問題的責任推到中國頭上，是中國不能接受的。

　　“中國模式”越來越吸引人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取得的成績越來越大，國外關于“中國模式”的議論也越來越多。其實，我們一直說我們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來不自稱“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是國外對中國的解讀。

　　這種解讀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西方的解讀，可以說是充滿著偏見。例如，美國右翼企業研究所去年底的出版物中說：“描述這一模式的一個較為簡便的方式就是：經濟自由加政治壓制。”

　　另一種是非西方的解讀，他們從中國的榜樣中看到了希望。例如塞內加爾總統瓦德說：“雖然西方國家抱怨中國在推進民主改革方面步履緩慢，卻無法掩蓋中國人比批評者更具競爭力、更有效率、更能適應非洲商業環境的事實……不僅是非洲需要向中國學習，西方也有很多需要向中國學習的地方。”

　　對于贊揚我們的話，我們既表示感謝，又自知差距很大，自滿不得。對于批評或很不好聽的話，我們也要聽，要從中汲取前進的動力。(詹得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