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草】

　　“思想解放不夠”改革文件起草小組調整

　　到了1984年，即將召開十二屆三中全會，在討論會議究竟研究什么問題時，鄧小平說，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政治、經濟的改革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十二屆三中全會最理想的是搞個改革的文件，搞個對全黨起到巨大鼓舞作用的文件。

　　楊啟先回憶，商品經濟論在當時理論界已屢有提及、但中央文件尚未寫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遂向中央建議，要專門搞一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

　　這個決定從1984年6月份開始起草，楊啟先被調入到起草小組。

　　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胡喬木、姚依林、田紀云組成的文件起草領導小組，先后找有關部門、省市的領導開座談會。

　　起草小組先寫提綱，但討論了多次也跳不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路數。這時，有人提出要在商品經濟問題上有突破。盡管如此，但起草小組內部仍形不成統一意見。

　　1984年七八月間，中央在北戴河開會討論這一問題，胡耀邦主持，兩次討論之后，胡耀邦對沒有跳出計劃經濟圈子的提綱仍不滿意。他強調，這是一個歷史性文件，一定要寫好。

　　原起草班子思想解放得不夠，胡耀邦調整了起草小組的負責人，改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林澗清為首，同時增加鄭必堅、龔育之、林子力、滕文生、高尚全等人進入文件起草小組。

　　1984年8月以后，新的起草班子開始工作。

　　時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高尚全，提出“改革就是要為迅速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掃清道路。”要把商品經濟寫進決定，在“只有社會主義可以救中國”這句話之外，還要加上一句“只有發展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

　　但仍有人反對寫進商品經濟，主要是害怕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混同起來，會變成資本主義。“因為反對的人官都比我大，所以我沒有辦法了。”高尚全說。

　　【討論】

　　“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與憲法不抵觸”

　　事后，高尚全想了一個“計策”，建議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名義，在西苑飯店開了個理論研討會，力圖通過理論界的意見影響起草小組的意見。

　　研討會請了20位學者專家參加會議。會上，高尚全闡明文件應當在理論上有突破，應當明確地把“商品經濟”寫上去。大家討論意見很一致，認為發展商品經濟是個必然的途徑，社會主義經濟必須要經過商品經濟的階段。

　　此外，研討會也討論了另一個問題，指出十二大提出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不對稱，也不科學。一個是社會制度，一個是手段和方法，二者不對稱。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以后，起草小組在玉泉山工作期間，胡耀邦、趙紫陽又分別上山主持起草小組進行討論，當談到計劃與市場的關系時，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說，傾向于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其間，趙紫陽聽過很多建議，于光遠、童大林等人開過一個會，堅決主張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并給趙紫陽寫了一個會議簡報。

　　與起草小組最后一次討論時，還請去了鄧力群，趙紫陽首先問大家理論上有沒有問題，楊啟先說“能站得住”。趙紫陽問和憲法有沒有抵觸，鄭必堅說“沒有矛盾，憲法上沒有說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最后又問鄧力群有什么看法，鄧力群說，他1979年就是這么提的。

　　【出爐】

　　中央決議正式成文前夕臨時加句話

　　1984年9月9日，趙紫陽給胡耀邦、鄧小平、李先念、陳云4位常委寫了封信，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表達了4層意思。

　　其中，包括“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要通過價值規律來實現，要運用價值規律為計劃服務。”“‘計劃第一，價值規律第二’這一表述并不確切，今后不宜繼續沿用。”

　　鄧小平、陳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畫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約1500人，討論了征求意見稿，人員包括在京中央委員、候補委員、中顧委委員、中紀委委員、中央各部門的主要負責同志、各省市區、各大軍區同志，以及26個大企業的負責人。

　　通過討論加強了對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城市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的認識，決定在十二屆三中全會把“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寫進《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去。

　　同時，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計劃體制、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標題改為“自覺運用價值規律的計劃體制，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

　　“但寫進決定了不等于大家的思想都想通了。”楊啟先說，由于一直有爭議，《決定》正式成文的前一天晚上，又加了一句話“但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力、銀行、土地、礦山不是商品。”這實際是說商品經濟僅限于生產產品的領域，而不包括生產要素，不是完全的商品經濟體系。

　　《決定》的歷史意義不容抹殺，盡管存有局限，但在一提商品經濟就害怕等同于資本主義的背景下，承認這樣的觀點使文件成了“有歷史意義的一個文件”，并為后來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礎。

　　記者 錢昊平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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