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追逃

　　追逃是指對在逃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多指檢察機關和公安機關對于攜款潛逃的職務犯罪嫌疑人的追捕。面對近年來貪官攜款外逃逐漸增多的情況，我國檢察機關在國內其他機關的通力合作下，通過多種形式的國際司法合作，將一大批外逃貪官緝拿歸案，有力地捍衛了國家法律的統一和尊嚴。然而，境外追逃屬于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范圍，其成效如何最終取決于國際公約與雙邊條約的規定。我國檢察機關的性質和檢察機關在境外追逃中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檢察機關境外追逃的空間還待拓展。

　　　2004年4月16日下午5時，攜款外逃近三年的余振東被美國聯邦調查局和海關移民與執法局特工押解下了飛機。經過一番緊張而快捷的中美司法交接手續后，余振東當場被宣布執行逮捕。第二天上午，余振東被押送回廣東接受刑事追訴。

　　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原行長余振東被遣返回國受審的消息一經傳開，不啻于在外逃貪官心中響起了一聲晴天霹靂――“攜款外逃――司法合作――回國受審”將成為他們日后無法逃避的命運。然而，在余振東遣返背后，卻是我方包括外交部、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在內的諸多部門與香港、加拿大和美國的司法部門反復磋商、談判的艱辛過程，也是與余振東本人斗智斗勇的過程。

　　目前，在打擊貪官外逃方面，我們主要是依靠引渡、遣返、勸返等正式和非正式的國際司法合作措施。但是，由于現在一些國家，尤其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對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和人權保障抱有成見等，上述每一種追逃措施的運用，都無異于是我方司法機關與合作方、外逃貪官之間的一場較量。

　　引渡，作用暫時有限

　　在國際法上，引渡是指一國應他國的請求，將位于本國境內而被他國追訴或判刑的犯罪人移交給他國依法處理的司法活動。作為國際追逃最重要和最正式的措施，引渡的實施手續最為簡單，只要請求國向被請求國提供其司法機關依法作出的逮捕令，被請求國即可將被追訴人或被判刑人移交給請求國。但是，申請引渡一般是以請求國與被請求國之間存在雙邊引渡條約為條件的。

　　截至目前，我國簽訂的雙邊引渡條約只有30個，主要限于周邊國家，與北美、西歐、大洋洲等發達國家簽訂的雙邊引渡條約極其有限。現在國內貪官外逃的首選地恰恰是歐美等發達國家，如美國、加拿大。由于這些國家大多奉行“條約先置主義”，即接受引渡申請以雙方之間存在雙邊引渡條約為條件，對于逃往這些國家的貪官，我們無法運用引渡措施予以追逃。因而，客觀地說，引渡在打擊外逃貪官方面的作用暫時很有限。比如，對于潛逃到加拿大的賴昌星、高山，潛逃到美國的許超凡、許國俊等，我們目前無法通過引渡措施將其緝拿歸案。

　　既然實施引渡以兩國之間存在雙邊引渡條約為前提，那么我國是否可以通過盡快與包括美國、加拿大在內的西方發達國家簽訂雙邊引渡條約的方式，將棲息在這些國家的貪官引渡回國？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教授黃風認為，引渡條約是以雙方締約國的合意為基礎的，不是一廂情愿的事。目前與歐美發達國家開展引渡合作的主要障礙是我國刑法規定了相當數量的死刑條款，加之刑事司法過程中存在某些不夠尊重人權保障的問題，使得這些國家對我國的刑事司法制度產生了不正確的認識，因而不愿意與我國談判引渡合作事宜。此外，我國與這些國家在政治犯不引渡原則、雙重犯罪原則等方面的認識也不一致。這些因素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甚至阻礙了我們同歐美發達國家簽訂引渡條約。解決這些障礙，需要一個逐漸理解和信任的過程。

　　盡管以引渡合作的方式緝拿外逃貪官的空間在我國并不很大，檢察機關還是充分運用盡可能的手段從事境外追逃工作。截至2007年底，通過完善境內外追逃追贓機制，檢察機關對在逃的5724名職務犯罪嫌疑人已抓獲4547名，追繳贓款贓物244.8億多元。

　　遣返，艱辛的替代措施

　　作為引渡的一種替代措施，遣返在追逃貪官方面正在發揮重要作用。所謂遣返，就是指借助他國移民法上的非法移民處理程序將難民和非法移民驅逐出境從而遞解回國。與引渡相比，遣返屬于個案合作，其成功與否完全取決于他國主管機關對特定被遣返人是否構成非法移民的“自由裁量”。

　　一般而言，外逃貪官由于國內所任公職的緣故，通常在外逃之前不可能取得目的地國家的永久居留權。因而，他們往往會借助偽造、變造出入境證件、個人資產等相關材料，或者謊稱難民、受到“政治迫害”等虛假手段申請合法居留身份。這就為我們在不具備引渡條件的情況下實施遣返創造了機會。正如最高人民檢察院反貪總局檢察官周曉永所言，在我國與外逃貪官所在地國家缺乏共同參加的國際公約、雙邊引渡條約或者刑事司法協助條約時，我們可以主動提供足夠的證據證明外逃貪官涉嫌違反了所在國的出入境法或移民法，包括非法辦理和使用假證件、非法入境、提供虛假資料騙取簽證或移民資格等方面的證據，促使該國執法機關通過非法移民遣返程序將外逃貪官遣返回國。

　　從目前遣返的實效看，余振東之所以能夠回國受審，表明遣返具有積極作用。但是，遣返畢竟不是國與國之間的正式司法合作，其實質上只是被請求國主管機關依據國內移民法單方面作出的決定。在這一決定程序中，被請求國主管機關除了審查被遣返人是否構成非法移民外，往往還會考慮被遣返人在回國后是否會遭受不公正的刑事追訴。如果被遣返人回國后存在遭受不公正的刑事追訴的風險，被請求國主管機關會拒絕遣返。

　　在一波三折的賴昌星遣返案中，加拿大當局就是這樣考慮的。據曾作為專家證人參與賴昌星案件庭審的教授楊誠介紹，當時加拿大當局與賴昌星雙方質證的核心問題不是賴昌星涉嫌犯罪的事實和加拿大的法律，而是中國的司法制度是否公正，賴昌星遣返回國后是否會遭受不公正的司法待遇。所以，盡管在2006年5月加拿大移民部完成對賴昌星回國不存在生命危險的風險評估，并決定了遣返日期后，但加拿大聯邦法院又以移民部缺乏對賴昌星回國可能遭受酷刑的評估為由裁定暫緩遣返。2007年8月，加拿大移民部不得不重新評估賴昌星回國風險。

　　實際上，為了彌補缺乏雙邊引渡條約給我國境外追逃帶來的不利，檢察機關一直在積極拓展國際司法合作空間。借助2006年2月《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在我國生效的契機，最高人民檢察院承辦了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第一次年會暨會員代表大會，探求以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為平臺落實《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有關境外追逃追贓的合作機制。目前，最高人民檢察機關已與75個外國司法、檢察機關簽署了83個合作協議或合作諒解備忘錄，司法協助的內容已發展為相互派員取證、刑事訴訟移管、引渡等多個方面。

　　勸返，新的心理攻勢

　　如果說前面的引渡和遣返是我方司法機關與被追逃人之間的對抗性活動，那么，勸返則是在脈脈柔情下對外逃貪官展開的另一番心理攻勢。作為近年來我方司法機關在追逃實踐中自創的追逃措施，勸返是指我方司法機關在外逃貪官發現地國家主管機關的配合下，通過對外逃貪官開展說服教育，使其主動回國接受處理的活動。與引渡、遣返要受制于雙邊條約和被請求國法律制度不同，勸返顯得較為超脫，可以逾越有無雙邊條約和兩國法律制度的截然不同而進行。

　　云南省交通廳原副廳長胡星是第一個被勸返回國受審的外逃貪官。胡星涉嫌受賄4029萬元，案發后首先由廣州經上海飛往新加坡，后去往英國、香港等地被拒絕入境，最后返回新加坡。由于我國與新加坡之間既無雙邊引渡條約，也無刑事司法協助條約，因此，對胡星實施引渡不可能，而遣返也充滿了太多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將胡星緝拿歸案？在昆明市檢察院反貪局和云南省公安廳的努力下，我方司法機關一方面通過向新加坡警方提供胡星在國內涉嫌重大受賄犯罪的證據，取得了新加坡警方的理解和支持；另一方面，直赴胡星住地與他進行面對面的交談，分析他在國內國外的法律風險與生活情況，最終迫使胡星自動回國接受司法調查。

　　對于勸返，黃風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勸返有一舉三得之功用，在今后境外追逃中應多加采用。其一，對我方司法機關意味著追逃成功；其二，可以為逃犯地國家節省刑事司法合作成本；其三，有利于逃犯地國家的秩序與安全。勸返既可以作為一種獨立的追逃措施單獨使用，也可以在引渡和遣返中合并使用。當然，作為對外逃貪官接受勸返的激勵，應以司法解釋的形式將其行為視為自首。在胡星案中，法院便認定胡星接受勸返回國的行為構成自首。（作者：曾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