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越是影響重大的事件，越要求信息及時公開，對付流言的一個辦法，就是要比它走得更快——最近幾次重大突發事件上，這一認識愈加深入

　　本刊記者/韓永

　　5月1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實施前后發生的幾起大的突發事件：4·28膠濟鐵路事故、5·12汶川大地震以及7月1日的上海襲警案，都沒有再像阜陽手足口病疫情一樣，在信息公開問題上成為眾矢之的。

　　前所未有的速度

　　這三起事件的一個共性，是從事件的發生到第一條信息的披露，都沒有超過5個小時。

　　5月12日14時46分，新華網發布了5·12地震第一條公開的消息，此時距離地震發生剛剛18分鐘。

　　此后，新華網又在4個多小時內，連續發布了以下的信息：地震發生后1小時22分，成都軍區已派人前往震中；震后1小時27分，胡錦濤作出盡快搶救傷員的指示，溫家寶趕往災區；震后1小時32分，民政部已經調撥5000頂帳篷支援災區；震后2小時21分，國家地震局召開新聞發布會，新聞發言人張宏衛通報，國家地震局已經啟動一級預案，一支180人的救援隊伍已經集結；震后4小時54分，人們在電視畫面中看到，溫家寶已經抵達成都。

　　有關上海襲警案的第一條信息，在事件發生2個多小時后，出現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網站上。而在大家廣為關注的犯罪嫌疑人犯罪動機的信息公開上，出現了一個有意思的插曲——7月1日下午4時左右，上海市公安局在網站上對楊佳犯罪動機的披露為：“據楊某交代，其對2007年10月因涉嫌偷盜自行車被上海市公安局閘北分局審查一事不滿，為報復公安民警，實施行兇犯罪行為。”

　　但在當晚7時左右，“報復行兇”的內容從網站上撤下，此后幾天的信息披露再沒有出現這種說法。

　　在7月2日上海市政府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市政府新聞發言人陳啟偉對此解釋說，此通報內容是根據楊某的自述而來，但由于公安部門的審查尚未結束，無法證實楊某的說法是否真實，因此將此內容撤下。

　　有人對這種“過程公開”的做法表示贊賞，也有人認為，這可能是披露心切、思慮不周“犯下的錯”。

　　有關4·28膠濟鐵路事故的最早報道，出現在4月28日9時11分，此時距離該事故的發生不到4個半小時。第一個涉及傷亡人數的報道出現在當日11時31分，當時披露的死亡人數為43人；14時46分，新華網的報道稱：4·28事故已初步排除人為恐怖行為，澄清了在這一事件上的最大的流言。

　　15時12分，新華網公布了對此次事故的性質認定；15時13分，濟南鐵路局局長陳功、黨委書記柴鐵民被免職審查的消息在媒體公布；4月29日2時41分，新華網報道了膠濟鐵路正式恢復通車的消息。

　　信息公開背后的邏輯

　　一位傳播學專家認為，越是影響重大的事件，越要求信息的及時公開，因為重大事件的廣受關注和本身的復雜性，都為流言留下了足夠的空間。對付流言的一個辦法，就是要比它走得更快。

　　5·12地震發生以后，“一些地方要發生地震”的流言甚囂塵上。所涉省份地震局趕在這些流言擴散之前，將正確的信息通過手機短信等形式向社會發布，迅速消除了尚處于萌芽狀態的恐慌。

　　4·28鐵路事故和上海襲警案不得不面對人們對事件發生原因的猜疑。前者指向恐怖襲擊，后者則指向兇手的動機。上海一位市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兇手的作案動機公布之前，人們甚至通過尋找近期幾起重大事件發生日期之間的聯系，聯想這一事件背后的玄機。聽到政府的調查結果后，他形容自己“長吁了一口氣”。

　　公開信息所帶來的一個有利局面是：信息的供應方和需求方，不必再在確認事實的層面上耗費太多的精力，可以全力處理事件本身。而因信息披露遲緩被廣泛質疑的阜陽手足口病事件帶來的一個惡果是：所有與核心事實有關的人員，特別是醫務人員，不得不把更多的時間用在接待一撥又一撥的記者上。

　　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要屏蔽信息變得越來越難。人們比以前更易獲得事件的蛛絲馬跡，在主流渠道的信息發布之前，這些蛛絲馬跡極易在人們想象力的發酵下，按照公眾的傳播興趣發展成流言。流言愈演愈烈，往往會帶出公眾對公共利益的關注，處理不當甚至會引發更大波動。

　　5·12地震的信息公開，從諸多的信息來看，得益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推動。媒體的鏡頭下，總理溫家寶在飛往災區的專機上部署抗震救災的方案，已經向全國民眾傳達了信息公開的最強烈信號。

　　四川省國資委政策法規處處長王可今，地震期間在四川省都江堰抗震救災指揮部負責媒體接待工作，省委領導給他的一個總的原則是：任何采訪要求，都要盡量滿足。

　　5·12地震的信息公開還有一個引人注目的變化，就是對國外媒體也基本不設防，地震現場經常能看到各種膚色的外國記者。王可今認為，他們可能有自己的報道角度，但尊重事實是新聞媒體的立足之本。

　　“所以，我們并不擔心。”王可今說。事實證明，此一舉措在國際上引發了超乎預想的好評。

　　信息由誰公開？

　　但在上海襲警案上，人們至今還對上海市公安局公布的楊佳的作案動機充滿懷疑。

　　雖然上海市公安局否認了有關警察毆打楊佳的傳言，并將在網上散發“警察打傷楊佳生殖器”信息的郟嘯寅捉拿歸案，但仍然打消不了人們心里的疑問。

　　網上流傳的主要疑問有：如果果真像上海市公安局在7月7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說，警方在這一系列的過程中始終文明執法，楊佳為何要打“110”叫來督察？發布會說督察來到芷江西路派出所“了解情況”，到底是了解什么情況？楊佳為何又在行兇時一再地問“督察在幾層”？如果警方沒有過錯，閘北公安分局怎么會同楊佳商談賠償事宜？

　　在這一系列疑問的背后，其實有一個更大的疑問：上海市公安局作為當事方之一的上級單位，充當事件的調查方和信息的發布方，是否合適？

　　膠濟鐵路4·28事故后相關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的做法，或許能為此案提供一個借鑒。4·28事故的聯合調查組，既包括事故當事方濟南鐵路局的上級單位鐵道部的工作人員，又有國家安全監督總局和全國總工會的工作人員，調查組組長則由獨立于當事方的安監總局局長擔任。業內人士分析，4·28事故的相關責任人能在短時間內受到處理，與這種聯合調查的機制不無關系，它的一個明顯的好處是可以將當事人置身事外。

　　事實上，在襲警案上，有人曾經建議將檢察機關和人大拉入聯合調查的范疇。

　　也有學者建議，通過放開對當事人的采訪限制，使雙方的信息在充分地釋放中還原事實的真相，這可以部分彌補由事故相關方調查和公布信息所帶來的缺陷。

　　事件仿佛終結，爭議仍然不止。核心要點是，政府信息及時準確公開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公眾利益得到維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