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國家秘密法》(下稱“保密法”)的修改工作正在加速進行，此次修法在進一步完善國家保密制度的同時，特別提出了“縮小國家秘密范圍”、“解決國家秘密解密不及時”等改革新思路，并對信息公開保密審查問題作出相應規范。這對時下正在推進的政府信息公開實踐而言，實乃一個重大“利好”。(《法制日報》7月22日)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自5月1日起實施，迄今已近三個月。其間既有公開汶川震情這樣的信息公開樣板，亦不乏申請政府信息公開受挫的公民行動。這種喜憂參半的現實圖景，自然反映了不同政府部門行政理念的差異，但從更深的層面而言，也暴露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與保密法等高位級法律之間的銜接問題。

　　“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的基本立法精神，所謂的“例外”就是“行政機關不得公開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為此設置了保密審查機制，要求行政機關按照保密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對擬公開的政府信息進行審查。這一制度安排，意味著《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與保密法有著唇齒相依的關系，而實踐中政府信息是“公開”還是“保密”，也需要相關法律法規共同作答。

　　目前存在的問題是，政府信息公開立法與保密立法銜接困難。與過去長期空白的政府信息公開立法相比，現行保密法早在1988年即已出臺，彼時并未形成“公開”、“透明”的時代氛圍，以致定密標準模糊、程序不嚴、范圍過寬、期限過長等弊端日益顯現，許多目前看來應公開的一般性信息都被關入“保密”的牢籠。

　　《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設置的保密審查機制，意味著行政機關對信息是否公開擁有較大的自由裁量權，因此難免令人擔憂，一些政府部門和官員是否會以保密審查機制為擋箭牌，將大量理應公開的政府信息裝進“國家秘密”的大籮筐，“合法”地壓縮乃至剝奪公民的知情權？

　　應當說，這樣的擔憂并非多余，近年來，曾有市民遭遇拆遷時，向當地規劃局申請公開城市規劃信息，但大多被駁回，理由就是“城市規劃屬于國家機密”，關涉公民權益的城市規劃信息被列為“國家機密”，無論如何難以自圓自說，但在法律缺失的情形下，這類托詞往往能夠大行其道。

　　鑒此，保密法的修訂，將有助于劃清“公開”與“保密”之間的界限。而“縮小國家秘密范圍”、“解決國家秘密解密不及時”等改革思路更令人期待，因為這種從“強調保密”向“盡量公開”轉型的立法新思維，顯然有利于拆除原有的阻礙信息公開的“法律壁壘”，遏制借“國家秘密”之名行“信息封鎖”之實的行為。

　　政府信息公開，既有賴于政府的理念嬗變和公民的意識覺醒，更有賴于相關法律制度的合縱連橫、互相配合。應當說，修訂保密法只是進一步完善信息公開相關法制的一部分，《檔案法》、《統計法》、《國家安全法》也應盡快納入修法議程。也只有借助更加開放、更加明晰的制度規范，才能真正達致滿足公民知情權與保守國家秘密的合理平衡，而《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描繪的“信息公開”、“行政透明”、“知情監督”等民主圖景，也才能真正變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