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欲哭無淚”的內心表白，引發了公眾對教育部新聞發言人離任的無限遐想。對于外界普遍流傳的其可能被“潛規則”了的傳言，王旭明坦言，“如果照本宣科念文件準確但傳播效果只有10分，而個性化語言可能不那么準確但傳播效果能達到90分，我寧愿選擇后者”、“我是很傻，但我還沒有傻到對官場基本運行規則不了解的地步。選擇了這位置，就不能只講‘官話’。”(《東方早報》7月24日)

　　其實，王旭明的不少發言，也都非“官話”。至少他的“教育買衣論”、“大學生養豬論”、“范跑跑無恥論”等，都已經成為廣為流傳的名言。而且，作為一個為政策解讀代言的新聞發言人，他的這些言論，自然也符合官方立場。因為新聞發言人只有自己的表達技巧和方式，對于表達的內容沒有決定權，如果他的通俗表達被認定為是對政策的誤讀，自然有官方的澄清以及對發言人的問責。

　　也就是說，在照本宣科的官話和自我加工的“俗語”之間，新聞發言人有充分的選擇權。但實際上，我們的新聞發言人，絕大多數都選擇了官方語言。為什么？

　　熟悉官場的人都知道，多講官話會少犯錯。因為官話大多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語言，你不可能從中挑剔出任何的邏輯和內容瑕疵，畢竟官話早已將辯證法的精妙運用到極致。但如果將官話自己“翻譯”成通俗語言，無論邏輯上多么嚴謹，都不會像官話那么面面俱到、滴水不漏。比如“教育買衣論”，如果說成綜合考察、擇優錄取就會永遠“政治正確”。

　　但是，現在的問題是，雖然官話一貫正確，但官話卻是一種遠離公眾的“非大眾語言”。甚至在很多時候，官話的傳播者在內心也不贊同官話表達，但為了自身的仕途安全、減少說錯話的機會而不得不進行的“語言自保”。在現實生活中，公眾能夠而且需要接受的是一套符合大眾語言方式和思維邏輯的“普通話”，而新聞發言人恰恰承擔著這樣的職責，其既需要維護官話的嚴肅性和權威性，又要將官話轉化為大眾可以接受的話語。

　　與其說公眾需要的是會用“大眾語言”的新聞發言人，不如說公眾渴望的是政策表達更平易近人。畢竟，新聞發言人代表的還是官方的政策立場�，F在的問題是，在行政體制內部，對上負責的要求使得官話依然是一種習慣性要求，在對外“公關”上，能說“普通話”則是對公眾負責的必然要求。需要官話和“普通話”通吃的新聞發言人，如何在“上也認可”和“下也滿意”的夾縫中游刃有余地生存，恐怕會是個難題。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如王旭明這般尷尬的新聞發言人也就會屢見不鮮。(作者：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