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置業公司改制為民營企業。進行審計評估時，為減少公司國有資產的評估值，經張同意，公司未向會計師事務所提供這部分期房的銷售合同，致使開發這個小區所使用的土地的價值未被計入置業公司資產，3869萬余元國有資產被隱匿。

　　2001年底，置業公司正式改制為山東隆生旺源置業有限公司并出售給張家嶺等5個自然人，張家嶺個人出資112萬元，占公司股份的10%。

　　張家嶺在多家下屬公司兼任董事長，僅他在交代材料中列舉的個人出資入股的公司就達10余家。而且，他還曾得意地說，兼任董事長調動資金就方便，下屬知道我用錢了，也不會問錢是公用還是私用。

　　張家嶺的所作所為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班子成員和中層干部中的個別人。他們的心思游離于工作之外，或跑官要官、投機鉆營，或結黨營私、中飽私囊，而企業在生產經營管理中的混亂令人觸目驚心。

　　例如，輕騎集團銷售公司實行調撥車制度，回款后核銷產品庫存。截至2005年底，銷售總公司庫存商品余額為1.5億余元，但實際上已經沒有庫存了，賬實嚴重不符，造成巨額潛虧。而輕騎集團外貿公司購買新和貿易株式會社股權，經了解，該股權曾經分紅，但賬面一直沒有體現收益，也長期沒有人過問。

　　更有甚者，還有別有用心的人憑借掌握了張家嶺違法違紀的把柄，三番五次向張家嶺索要錢物。張家嶺曾擅自決定由輕騎集團擔保，安排海南新大洲摩托車有限公司借款650萬元給張某某個人經商使用。在案件調查過程中，張家嶺承認之所以將650萬元公款借給張某某，是因為自己有違法違紀的把柄被他掌握了。

　　瘋狂重組兼并建起的“大廈”不堪一擊

　　有人說，輕騎的發展史就是一部瘋狂的重組兼并史，輕騎的垮塌就是一部瘋狂抵押、擔保和開具“信用證”的融資史。

　　據公訴人指控，1995年5月至1999年6月,張家嶺因集團資金短缺、資不抵債，指使下屬利用虛構貿易合同開出信用證、將信用證在境外貼現后供輕騎集團使用的融資手段，先后在12家銀行騙開信用證294筆，金額折合人民幣40.8億多元，給銀行造成損失7.9億多元。

　　另外，檢察機關指控張家嶺犯有偷稅罪。輕騎集團光速分公司為了少交稅，向張家嶺匯報并經張同意后，采取偽造賬簿、偽造記賬憑證、在賬簿上不列或少列收入等手段，偷逃稅1024萬余元。

　　一方面，輕騎的兼并重組與非理性投資，急需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融資后的償貸壓力又迫使輕騎為尋找新的抵押物而繼續重組兼并，以至形成惡性循環。在輕騎集團的發展歷程中，幾乎每年都有兼并與重組，幾乎每年都有融資。而一旦資金鏈條斷裂，隨之而來的就是“大廈”的瞬間跨塌。

　　截至2005年底，輕騎集團外貿公司先后在海外70多個國家和地區設立122家公司，投入資金和產品合計9600多萬元。如今，已造成損失8100多萬元。

　　“有時為了企業的擴大增長，可以不顧一切，加之權力過于集中，很難聽到相反的意見。”

　　“隨著企業的增長擴張，個人權力不斷增大，在生產經營中對決策后的風險估計不足，也缺乏對決策風險的追蹤和控制，往往愿望是好的，其結果未必好，帶有一定程度的理想化色彩。”

　　“由于權力過于集中，又缺乏自我改造和約束的能力和自覺性，失去了監督。”

　　在張家嶺總結自己犯罪的四點教訓中，有三條涉及監督。

　　“做大做強”，打進“世界500強”，曾經是輕騎人的夢想。然而，離開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和健全的監督控制機制，豪言壯語總是顯得蒼白無力。

　　由于盲目求大，在企業的重大事項、重大措施、重大資金運作以及重要人事安排等工作中，存在重數量、輕質量的思維慣性，又缺乏監督、拒絕監督，導致輕騎集團的發展很快陷入惡性循環。 (崔智濤 本報記者 鄭燕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