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賴喇嘛的一支新橄欖枝，拿在一位西方人士的手中，透過一份西方的報紙伸了出來，向世人晃動。

　　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的當天，尼古拉斯•克里斯多佛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稱，達賴喇嘛第一次愿意表明，他能夠接受共產黨領導下的西藏的社會主義制度(For the first time, the Dalai Lama is willing to state that he can accept the socialist system in Tibet under Communist Party rule.)。達賴喇嘛告訴他“重要的是要保存我們的文化，保存我們的特征。這些，才是最重要的。”(The main thing is to preserve our culture, to preserve the character of Tibet, That is what is most important, not politics.)，

　　西藏文化出了什么問題？西藏特征面臨何種危機？以至于達賴喇嘛為了“保存他們”而如此殫精竭慮，不惜做出“重大妥協”，甚至連社會主義制度都愿意接受了？

　　這個題目太大了，西藏也太遠。且讓我們大題小作、遠話近說。前幾天我去東單，就在距離協和醫(yī)院不遠的地方，見到一爿小店，櫥窗里擺滿了藏傳佛教的佛像，墻上掛滿了絢麗的唐卡、貼滿了不知何方藏傳佛教僧人的照片。我真想用數碼相機隨手排幾張，只為傳給我的西方朋友，告訴他們西藏文化在今日京城如何。可惜那位態(tài)度友善的店主出于商業(yè)原因不肯答應。據我所知，這樣的店鋪，藏族開的、本地人開的，在北京還有多家。能否經營下去，完全以能否賺錢為準。這能不能展示當今藏族文化的一個側面呢？

　　就在昨天，我去中國藏學研究中心辦事。這座典型藏式建筑風格的大廈，就在剛剛舉行了2008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鳥巢”以東大約兩公里處。在它附近，還有同樣藏式建筑風格的西藏大廈、西藏中學、藏藥浴大廈。剛剛落成的西藏民俗博物館，拆去腳手架還沒有幾天。所有這些建筑，都粉飾著藏傳佛教寺院和布達拉宮頂部所特有的絳紫色，那也是西藏僧人僧袍的顏色。這么多藏式建筑集中在這里，使其儼然成了北京的西藏村。藏族文化的確有特色，僅就建筑已經可見一斑。這還只是街頭可以看到的。至于圖書報刊、文學藝術、出版發(fā)行、音樂歌舞，等等等等，可以說，藏族文化在古老而年輕的京城從沒有像今天一樣異彩紛呈。藏族文化的保護和發(fā)展有什么問題？問題有一個，那就是經過達賴喇嘛多年的歪曲宣傳和某些西方媒體的忽悠，中國政府怎么樣才能夠讓越來越多的西方人相信，中國政府沒有一個“種族滅絕”西藏文化的政策目標。

　　說到西藏的特征，在長期的歷史發(fā)展中確實存在。但是既有精華，也有糟粕。落后的、過時的“特征”，例如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藏傳佛教寺院和龐大數量僧人的封建特權，早已成為過去，誰想保存恐怕也無力回天。世界各國、各民族歷史上都有這樣的“特征”存在。倘若大多數西方人今天也不再鐘情于他們祖輩經歷過的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什一稅和贖罪卷，那么西藏為什么就應該保存這樣的特征呢？

　　“橄欖枝”還談到了“大部分西藏會被淹沒在漢族移民的汪洋大海之中”的令人擔憂的前景(much of Tibet is likely to have been drowned in a sea of Chinese migration)并且開出了處方，這就是“通過中國現行的居住許可制度限制進入所有藏區(qū)的移民，中國當局停止為任何藏區(qū)的非藏人簽發(fā)被稱作戶口的居住許可(證)……”(to restrict migration into all Tibetan area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autonomous region,” through China’s existing system of residence permits.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would stop issuing resident permits, known as hukou, to non-Tibetans for any Tibetan area…...)中國政府并無達賴喇嘛所說大規(guī)模向藏區(qū)移民的政策，但是隨著中國國內經濟聯系的密切和社會生活的進步，東西部人口流動的增加確是不爭的事實。西藏有東部地區(qū)的各民族人口，東部地區(qū)也有包括藏族在內的西部地區(qū)各民族的人口。民族/族群的流動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曾經經歷并至今存在的事實。在中國，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假如不許內地其他各族進藏，許不許藏族前來內地呢？假如限制是單方面的，那就不啻是給了某個民族以特權，其他民族怎么辦？而假如一概限制，豈不又生出了所謂“人權問題”？進而言之，藏漢通婚早在1300年前的唐朝初年就見于文字記載了，藏族與其他民族的通婚，更是西藏文化的一個特征。真要限制了人口的流動，達賴喇嘛不怕失去了這個“西藏特征”么？以后藏區(qū)乃至內地不同民族的年輕人還能不能自由戀愛？結婚之后只能兩地分居么？數十年前、數百年前進藏的內地人，有著二分之一、四分之一或者八分之一藏人血統的“團結族”和他們的后代，是留還是走？我看沒有那個現在的中國領導人有此能力解決如此復雜的問題，怕是還要請洋人來當顧問了。

　　“橄欖枝”一文中還有一些話，讓人看不出是達賴喇嘛的還是尼古拉斯的。但是提出某某機構不再參與同達賴喇嘛私人代表的接談、某某書記調離西藏工作之類，實在是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說了不該說的話。

　　達賴喇嘛的確又一次釋放出了“回國”的愿望，那就痛痛快快承認自己錯了、承認現實吧！不要再同中央政府像做生意一樣討價還價了。先生流亡生涯，明年將滿半個世紀，無乃太長乎？平心而論，幾十年來，先生在那些與中國為敵的西方勢力的支持慫恿之下，做了太多的錯事、壞事。歪曲西藏歷史，糟蹋祖國形象，傷害民族感情，破壞國家統一。如今垂垂老矣，倘能翻然悔悟，后世也將傳為佳話。但若抱定只有自己才能代表西藏、代表藏族人民(no one would be able to unify the Tibetan people behind a new plan.)，繼續(xù)與中央政府打太極拳，那實在不是上策。(胡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