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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說：

　　“糧食豐收之后，必須提防鼠患”，這句貼在農村宣傳欄中的宣傳語您大概不陌生，生活中鼠患有秘方應對，而金融領域的碩鼠而狡猾的多。

　　今年4月，兩起“老鼠倉”案終于水落石出。上投摩根基金公司研究員唐建兩年前利用職務之便，以父親和他人的賬戶名義違規操作股票，于基金建倉前買入，又在基金賣出之前先期拋售，非法獲利約153萬元。與之異曲同工的是，南方基金公司的基金經理王黎敏以類似的手段從自己所管理的基金股份中非法獲利約150萬元。

　　像唐建和王黎敏這樣，利用職務便利獲得未公開的經營信息進行內幕交易，暗渡陳倉，謀取非法利益和巨額利潤的行為被稱為“老鼠倉”行為。

　　雖然今年4月，中國證監會取消了兩起“老鼠倉”案當事人的基金從業資格，沒收全部非法所得，并各處罰款50萬元，但人們的議論還是沸沸揚揚。有人質疑，對“老鼠倉”的行政處罰已經塵埃落定，為什么仍遲遲不啟動對他們的刑事責任的追究呢？如今，正在審議的《刑法(修正案起草案)》有望填補對“老鼠倉”行為的刑法監管空白。草案規定，基金管理公司、證券公司、商業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因職務便利獲取的內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開的經營信息，違反規定從事與該信息相關的交易活動，或者建議他人從事相關交易活動，情節嚴重的依照刑法相關規定處罰。

　　根據這一條款，“老鼠倉”行為情節特別嚴重的，當事人將被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違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罰金。

　　民眾1：

　　有百天照，理發，剔胎毛這種。

　　記者：

　　當時你覺得你的個人電話怎么會泄漏出去？

　　民眾1：

　　覺得可能是醫院泄漏出去的。

　　伊先生(鄭州市市民)：

　　我當時就很奇怪，你怎么知道我結婚了，他說我們跟民政局有合作關系。

　　民眾2：

　　他肯定有內部人。

　　解說：

　　在今天，個人信息被泄漏的事件屢屢發生，我們在煩惱之余該怎么辦，目前中國尚缺乏一部全面規范公民個人信息保護的專門法律。

　　雖然《個人信息保護法》已經形成了草案，但立法程序仍在推進當中，還沒有實質發展。在這種背景下，此次《刑法(修正案起草案)》增設條款規定：國家機關或者金融、電信、交通、教育、醫療等單位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將本單位在履行職責或者提供服務過程中獲得的公民個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給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處或者單處罰金。竊取、收買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獲取上述信息的，情節嚴重的依照錢款的規定處罰。

　　隨著時代的發展，一些新的問題逐漸出現，如何杜絕“老鼠倉”，怎樣保護個人信息，怎么懲處傳銷人員等等，這些問題困擾著人們，給法律提出新的考驗。隨著《刑法(草案)》的出首，這些問題有望得到強有力的法律支撐，然而立法能成為解決問題的全部答案嗎？也許，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主持人：

　　買賣個人信息情節嚴重，我們聽上去這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這個情節嚴重，怎么理解情節嚴重，是把我的身份證號碼賣出去了叫情節嚴重，還是說賣給十家公司就叫情節嚴重，這個怎么去定義它？

　　盧建平：

　　我想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界定它，一個就是說信息數量本身，它講的信息量大小，比如說以前報紙上曾經報道過，有專門的公司或者專門的中介機構專門向一些特定的行業推銷，再有比如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個人手機號碼或者說家庭電話光盤，這算一個情節嚴重。

　　第二就是他行為的次數，比如在一年之內或者連續幾年當中連續不斷的一犯再犯，或者盡管收購了一些相關的行政處罰還屢教不改的。

　　第三情形可能就會涉及一些國外法律當中會有這樣的規定，就是所謂敏感信息，比如涉及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他的政治見解或者說他的一些思想觀點，諸如此類，如果這個信息一旦泄漏，對于這個人包括一些不愿意公開的個人隱私，如果這些信息一旦泄漏，對于這個人的聲譽、形象或者人格尊嚴將會帶來很大的損害。

　　這三種情形我想可以概括為情節嚴重。

　　主持人：

　　在沒有這樣一個修正案以前，在現行的法律框架下遇到這種情況我們有什么方式來保護自己？一旦個人信息被泄漏了，我們怎么辦？

　　盧建平：

　　理論上可以走，比如像《民法》上的所謂侵權自訴，就是我的權利受到侵害，我可以走民事賠償的方式。但是因為這種東西往往是我孤立的一個個人，我的信息比如我的家庭電話或者說我個人的出生年月日、我的身份證號碼，或者說我的其他一些反映我職業狀況或者家庭狀況的信息被人家侵犯，我所面對的可能是一個黑幕，這個黑幕可能就是一個全國的或者說全球性的商業性的公司，所以最近這幾天，盡管我在旅途當中，這樣的電話和短信還是屢屢不斷的，比如有保險公司推銷業務的，有買房的，有推銷汽車的。

　　主持人：

　　現在一旦這個《刑法(修正案)》生效以后，我們怎么利用它來保護我們自己的權利？

　　盧建平：

　　現在看起來還是有一定難度的。

　　主持人：

　　為什么？

　　盧建平：

　　一個是在我們國家，對于這些個人信息，普通百姓真正把它當回事的可能還不多，即便是像我們可能對個人權利相對而言比較敏感一些或者看的重一些，也會覺得這樣的事情要調查，要取證，要進入法律程序，好像是給自己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再說，這類公司、這類企業可能也有相應的保護的考慮，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可能還是我們國家對于這些個人信息沒有一個完善的法律規定作為一個前提放在那里。所以我們國家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律《個人信息安全法》現在還正在審議當中，這個法律應該是我們現在《刑法》要加進去這條規定的前提。

　　主持人：

　　這次的《刑法(修正案)》也提到了人們非常關注的對于“老鼠倉”的處罰，有些人就提出來這樣一個看法，以前有挪用資金罪最高可以判15年，但是挪用資金罪只是在一個公司，會在內部產生影響，再有限它也是有邊際的。但是“老鼠倉”不一樣，它一旦出事，影響的就不是一個公司，也不是可以計算的數字了，為什么如果在這方面量刑的話，最高的量刑空間還是很少，為什么？

　　盧建平：

　　我想這可能也是反映出一個立法者的謹慎，“老鼠倉”這個行為從實質上來說，它屬于法律上的背信行為，就是特定的證券、保險或者說期貨、基金投資公司的創業人員違背了投資人的委托，違背了投資人的信任，利用你的職務便利，利用他人的資金給自己牟利，這是一種典型的損人利己的行為。

　　背信行為在我們的《公司法》里面已經有普遍的規定，但是要進入《刑法》，我們要非常慎重，要選擇，所以我們國家《刑法》首先是從國家工作人員、國有企業、事業單位的董事、經理開始，如果你違背信任，你利用職權，從事給親友牟利的業務，或者說經營跟你這個國有公司董事、經理任職相同的同類業務為自己牟利，那么這個就是典型的背信行為，但是它的主體范圍很小。后來發現這種背信行為在證券期貨公司這個行業里面也比較普遍，所以我們又把這個范圍又擴大到了證券期貨公司。這次增加了懲處“老鼠倉”這樣的行為，主體范圍進一步擴大到了證券期貨以外的基金類的公司、企業。

　　主持人：

　　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的確，懲處“老鼠倉”已經進了新的刑法的話，對于很多老百姓來說是一個希望，也是一種寬慰。但問題是，這樣一個新的條款怎么能夠很好地落實下去，因為今天看到了很多評論都在紛紛質疑，這樣一個條款怎么能夠真正落實？

　　盧建平：

　　我想這個問題不單單是針對“老鼠倉”的個案，這是一個普遍的問題，我們每一次《刑法》修正都要修改掉一些規定，但主要還是增加一些新的規定，這些新的規定它的有效實施可能需要幾個前提，一個比如說要有完備的行政法律法規作為前置，比如說證券期貨類的或者基金類的法律，針對“老鼠倉”行為，比如針對買賣個人信息的，《個人信息安全法》這個前提必須要有，那就是形成一個完整的制度。

　　另外一個，我們現有的法律規定，它適用的要件不能要求過高，比如受賄罪里面可能就有這樣的問題，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或者為他人謀取利益，這個實踐當中要證明起來很困難，往往有的時候因為缺乏這個要件，這個罪就定不了，律師往往就拿這個作為他辯護的主要理由。

　　所以法律的前置，法律本身的靈活性，當然我們說還需要有執法人員的專業素質，他必須是這個領域的行家里手，這些條件加起來，我想能夠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