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三定”方案(主要職責、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規定)的實施、中央政府機構改革的逐步深入，新一輪地方政府機構改革日益提上議事日程。記者最近獲悉，有關部門即將出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這輪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將怎么改，有哪些亮點，將著重解決什么問題？社會各界對此充滿期待。

　　以“大部制”思維推進改革

　　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關于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總體目標，十七屆二中會通過的《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做了專門的論述。這次地方政府機構改革的方向就是，“著力轉變職能、理順關系、優化結構、提高效能，以構建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

　　“可以說，地方政府機構改革會以‘大部制’思維來推進，在整體上將與中央政府機構改革保持一致。”汪玉凱表示，但這并不意味著地方會照抄照搬中央政府機構的改革。因為中國各個地方的情況比較復雜，各地發展不一，有經濟發達地區、相對發達地區、欠發達地區、不發達地區之分；人口總量不同，所處環境各異。基于此，省一級政府機構的設置將會與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性，比如設立交通運輸廳、住房和城鄉建設廳、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等。但是越到下一級政府，尤其是縣級政府，其機構設置的差異性可能越大，越會體現自己的特殊性，從而不一定在機構設置上與中央對口。

　　對此，《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指出，“必須堅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鼓勵地方結合實際改革創新”，“根據各層級政府的職責重點，合理調整地方政府機構設置。在中央確定的限額內，需要統一設置的機構應當上下對口，其他機構因地制宜設置”。

　　“要考慮地方的特點，要結合自己的實際，用共性指導個性，這輪機構改革，對地方政府而言，有著很大創新空間。地方政府如何根據自己的實際來操作，將決定改革成效的大小。”汪玉凱說。

　　事實上，早在此之前，一些地方已經做了積極而有效的探索。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成都把與城鄉協調發展關系最密切的農、林、水和交通當作了“突破口”。從2005年初起，成都市開始了一系列的機構撤并：撤銷農牧局、農機局，成立農業委員會；撤銷林業局和城市園林管理局，組建林業和園林局；組建水務局，對全市城鄉水資源實施統一調度和管理……機構改革還帶來工作創新，成都市農委成立后，集中以前分散于各部門的財政支農資金，成立了一家政策性的農業擔保投資公司，以4億元投入撬動100多億元金融資金注入農業現代化生產。

　　期待解決三大緊迫問題

　　汪玉凱說，有許多問題在中央政府機構改革過程中可能不會出現，但是具體到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后，就會變得非常突出，而且顯得極為緊迫。

　　———垂直管理問題。當前，為了便于指導和管理，中央在很多行業和領域實行了垂直管理，如海關、質檢、稅務、工商等部門。然而很多條條管理的單位分散在全國各個地方，其活動范圍在地方行政區域內。這樣搞得不好，地方政府可以掌控的資源越來越少，影響了地方政府工作的積極性，在某種程度上不利于地方政府進行管理。可以說中央垂直管理部門與地方政府的關系處理得好，就能發揮各方面的積極性；處理得不好，二者俱傷。

　　因此，如何探索解決中央的條線管理和地方以塊管理的矛盾，顯得十分緊迫。“調整和完善垂直管理體制，進一步理順和明確權責關系。”《關于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意見》中的這一表述，使大家對垂直管理體制改革充滿了期待。

　　———中央財權與事權的劃分問題。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健全中央和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完善省以下財政體制，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汪玉凱認為，這輪地方政府機構改革將會涉及中央財權與事權的劃分問題。

　　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認為，事實上，啟動新一輪財稅改革的呼聲由來已久，但因其涉及中央地方財權、事權分配，預算民主化和人大監督以及公共財政的完善等諸多方面，使得中央對財稅體制改革慎之又慎。

　　1994年，我國實行分稅制改革后，從中央與地方財稅關系存在的問題看，財政總收入中，中央的集中能力越來越強，中央財政寬余、地方財政緊張。為增加本地區財政收入，很多地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資、大搞“土地財政”，甚至私自出臺稅收優惠政策。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問題，需要地方政府有一定的財力來支撐，因此財稅改革迫在眉睫。汪玉凱認為改革的重點，一方面在于改革預算制度，建立陽光預算；另一方面在于平衡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同時使轉移支付更加科學、透明、規范。

　　———改革“市管縣”的問題。汪玉凱認為，現行“市管縣”模式增加了行政管理層次，管理效率低下，不利于發揮縣一級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管理中的主體職能。更有甚者，不少地級市自身實力不夠強大，伴隨著財政吃緊，不僅無法拉動縣域經濟，而且越來越多地出現了與縣爭利的現象，事實上成為縣域經濟的“抽水機”，嚴重影響了縣域經濟的發展。

　　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藍圖，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理順省級以下財政管理體制，有條件的地方可實行省級直接對縣的管理體制”。而此前國務院在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中提出，“有條件的地方可加快推進‘省直管縣’財政管理體制”。

　　汪玉凱說，“省管縣”有海南模式和浙江模式兩個改革的方向。以浙江為代表的改革主要是擴大縣級政府經濟管理的權限，同時浙江模式很重要的經驗就是財政體制上的“省管縣”，而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等方面還不是完全的“省管縣”。而海南從1988年建省開始就沒有實行“市管縣”，海南省20余個縣、縣級市、地級市都是由省直接管理，是獨立的經濟單元，不存在地級市對縣的行政管理問題。

　　汪玉凱認為，浙江模式仍是目前多數地區推行“省管縣”改革可供參考的路徑，而海南模式雖然是與其省域面積小、縣級區域少的省情密切相關，但這是一種趨勢，即從財政的“省管縣”到行政的“省管縣”，“否則地級市光財政不管，行政管，很多矛盾還是很難調和。” (記者 孫愛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