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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心理危機干預尚未納入國家災害應急體系，地震初期，心理干預在災區未能得到足夠重視。而對于已患精神疾病的患者，醫療救助政策尚不明晰，地震傷員免費治療政策中難見“精神傷員”身影。

　　與此同時,國家在災后救援中開始注重對心理危機的救助,這被認為是一大進步。

　　目前，部分接受了心理危機干預的災民正走出陰影，但還有患病未能充分治療的災民游蕩在安置點。而專家認為，災民心理危機集中爆發期為3個月到一年。

　　□本報記者 楊萬國　四川報道

　　身份證上的張娜，秀眉大眼，雙眸明亮，有些像韓國明星宋慧喬。

　　張娜本有一個幸福的家庭，4歲的女兒聰明伶俐，在北川幼兒園讀中班。丈夫從百貨公司下崗后，兩人在北川縣城開了一家辦公用品商行。

　　去年，丈夫在北川路政大隊找到工作。張娜獨立經營商行，生意紅火。兩人還在縣城買了一套120多平方米的住房。

　　在5月12日下午2點28分之前，在生活了32年的小縣城里，張娜過著幸福溫馨的生活。

　　而目前，張娜正躺在他鄉的醫院里，等待心智的慢慢恢復。

　　喪女之痛，張娜瘋了

　　姐姐半夜醒來，被妹妹嚇了一跳：張娜眼睛睜得很大，一動不動盯著她

　　那天早晨，張娜送女兒到幼兒園。看著女兒蹦蹦跳跳跑進大門，張娜返回商行照看生意。此時，丈夫上班去了。

　　地動山搖那一刻，張娜從商行沖出來。大地裂開了口子，山上飛石隕落，破碎的建筑里鋼筋張牙舞爪露出來。

　　被人發現的時候，張娜倒在街邊廢墟和尸體中間，小腿和胳膊被鋼筋貫穿，眼角有雞蛋大的血包。

　　救她的人把鋼筋從她體內拔出，然后把她扶到空地躺下，又去救別人。

　　丈夫找到她時，張娜全身是血，幾乎認不出來了。“她很痛，但是神智很清楚”。

　　5月12日晚大雨。13日早上，淋過一夜雨的張娜及北川四千多幸存者，開始攀越通往任家坪的2公里求生之路。張娜個高，丈夫已無力背起她。沿路他請了20多人輪換，才把妻子背到任家坪。

　　經過簡單醫療處理，張娜被送到綿陽市人民醫院。醫生為張娜做了CT和X光，眼睛和大腦都沒有問題。

　　病人太多，直到14日，張娜小腿和胳膊的創口才在另一家部隊醫院得到清理。

　　外傷控制后，張娜開始養病。

　　大家都避談孩子，“想瞞著她”，姐姐說，其實彼此心照不宣，北川幼兒園緊靠王家巖山下，被倒塌的山體掩埋。

　　姐姐的孩子3歲，也在那里。聽說400多個孩子跑出來幾個，姐姐去了成都、重慶，還有綿陽的各大醫院找。還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登了尋人啟事，一無所獲。

　　姐姐一歇下來就哭個不停，但張娜沒有哭。事后姐姐知道，5月20日那天上午，張娜背著她給幼兒園班主任打了電話。

　　“估計那時她最后一絲希望破滅了。”姐姐說，張娜生女兒時剖腹產，產后大出血。醫生發現張娜有子宮肌瘤，又開刀清除，還是止不住血，最后切除了子宮。“她是從生死線上過來的，一天做了三次大手術，女兒是她的命根兒。”

　　5月20日晚，張娜躺在病床上，姐姐靠在旁邊椅子上睡著了。半夜醒來，姐姐習慣性地看一眼她，被嚇了一跳。張娜眼睛睜得很大，一動不動盯著她。姐姐問喝水不、上廁所不，張娜搖頭。

　　天蒙蒙亮，姐姐爬起來，叫她，她也不搖頭了，眼神呆滯，眼珠不動。醫生說可能是很傷心，“沒有多大問題”。

　　當天下午，張娜似乎好轉。第二天又不對勁了，連手也仿佛不聽使喚了。

　　安置點初期不接納心理醫生

　　一些安置點工作人員并不知什么是心理危機干預，甚至認為接受干預就是有精神問題了

　　如果張娜此前碰到黃國平他們，她或許不會發病。

　　黃國平是綿陽市第三人民醫院(綿陽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衛生大科副主任，同時是四川省精神衛生中心心理危機干預中心主任。

　　事實上，在張娜出現精神問題那段時間，黃國平正帶領他的70多個隊員在綿陽左沖右突，希望能進到災民安置點，給那些受到驚嚇和創傷的災民做心理危機干預。

　　“心理危機干預越早越好，在美國，911那天，心理危機干預專家和消防員，警察是同時進入災難現場的。”黃國平說。

　　黃國平對自己5月12日那天的反應速度感到滿意。那天下午，他就與衛生部取得了聯系，向國家精神衛生辦求援。

　　當天，綿陽市心理危機干預工作組成立，黃國平任副組長。5月13日，工作組招募到了70多名有專業背景的心理志愿者。

　　14日，他們分成7個小組，奔赴九洲體育館等災民安置點。

　　不過，7支隊伍帶回的是沮喪的消息，很多安置點的工作人員并不清楚“心理危機”是什么，甚至有些人以為，接受心理干預就是有精神問題。

　　綿陽九洲體育館是地震初期最大的災民安置點，最多時安置了數萬北川災民。

　　黃國平向記者展示了一份申請書，上有綿陽市政協副主席、衛生局長等4位官員的簽字。黃國平說，5月16日，他拿著簽字的申請書還是進不了九洲體育館。5月17日，衛生部的心理援助專家組趕到，黃國平帶著專家也進不了九洲體育館。原因是他們沒有這樣的安排任務。

　　黃國平說,后來他們被當成了中科院的一個隊伍,“蒙混”了進去。

　　當黃國平他們進去時，38歲的劉軍瘋了，全身一絲不掛，又跑又笑。他隨后被送到了精神病院。

　　劉軍是北川縣曲山鎮人，地震奪去了他妻子的生命，家財盡毀。現在劉軍已出院，在北川擂鼓鎮的災民安置點四處游蕩。周圍的災民說，他時常沉默不語，四處扒土。

　　面對突然出現的情況，九洲體育館的工作人員開始主動找黃國平他們。

　　還有安置點的一個干部也曾拒絕了對災民心理干預，沒過幾天，他哭著找黃國平。這位被毆打的干部面對一些情緒狂躁的災民，無計可施。

　　到5月下旬，全國各地的心理危機干預志愿者紛紛涌進綿陽，當地的干部才發現，心理危機干預工作原來不是沒事找事，黃國平他們的工作終于得以被重視。

　　5月31日，綿陽市在抗震救災醫療救治指揮部下面成立了心理危機干預組，黃國平任副組長。

　　隨著各地心理危機干預隊伍的涌入，另一個問題凸顯出來———沒有一個部門來統一協調，干預工作在初期缺乏有效組織。

　　據黃國平介紹，最多時，綿陽有30多支干預隊伍，但彼此無協調。“有些干預志愿者并不十分專業，有些災民被干預幾十次，反復揭傷疤，有些災民真正有問題的，卻沒有被篩選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