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信息保護需要的不僅是一部宏觀意義上的“母法”，更要求構建起一個微觀性的法律法規體系，如此才能為公民個人信息權提供全面而細致入微的保障

　　正在公開征求意見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新增了懲罰非法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的條款，引起輿論廣泛關注。與此同時，9月2日《京華時報》報道說，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日前也已呈交至國務院。

　　當今社會，信息作為一種權利資源，其有序流動對于信息社會的發展具有基礎性意義。基于信息資源的戰略性地位，各種主體都會采取不同手段爭奪信息優勢，并可能導致權利失衡和秩序紊亂。比如有的單位隨意安裝閉路電視監控設備；有些企業將應聘人員信息隨意公開；甚至有不少人利用工作崗位的特殊性，將一些個人信息作為商業情報提供給商業公司；而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和批量處理、傳遞個人信息越來越容易，個人信息遭到不當收集、惡意使用、篡改的隱患也隨之增多。為了遏制這種現象，世界上已有50多個國家和地區都制定了相應的個人信息保護法律。可見，通過立法建立個人信息保護制度已是刻不容緩。

　　在國家還未構建起個人信息保護法框架時，刑法的“單兵突進”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民眾對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需求，也能有效遏制現實生活中嚴重侵犯個人信息的不法行為。但從整體環境而言，單靠刑法的單個條文顯然難以承受捍衛公民信息權的重任，單一化的刑事制裁也容易陷入“孤立無援”的困境。正因為如此，一部統領意義上的個人信息保護法更加令人期待。

　　然而，從2003年開始起草至今，個人信息保護法歷經5年仍未“寶劍出鞘”，可見其難度之大。筆者以為，當前最緊要的不是對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的激情呼吁，而是需要切實突破立法中的那些藩籬。

　　作為社會信息化程度相對較低的國家，信息立法首先面臨著信息種類和范圍的界定難題。從概念上講，凡一切與公民個人相關的資訊都應屬于個人信息，但對于立法而言，只能將其中的部分信息納入保護范圍，如何劃分這個界限就考驗著立法者的智慧。是為應受法律保護的個人信息設置具體的標準，還是深入實踐排列出個人信息的具體類別，是抽象化地對一般人信息作出規范，還是區分性地對公眾人物的信息進行單獨規范，這些難題都應當進行科學論證。

　　不僅如此，如何增強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公民信息權的可救濟性，也是個人信息立法所必須考慮的重要問題。從以往經驗看，一部法律的出臺不僅要在價值觀上滿足公眾的期待，更要在實踐中能解決人們的實際難題。個人信息保護立法必須在確立起一個法律制度框架的同時，于條文設計上注重規范的可操作性，不僅規定公民個人信息的權利范圍和對個人信息的保密義務，更需要具體設定國家公權力的相關職責，明確違背職責和保密義務的各種具體法律后果。這樣做的最終目的，在于為司法機關提供具體的指引，為公民信息權提供堅實的司法保障，以防止個人信息立法成為裝飾性的“花瓶立法”。

　　另外，對立法模式的選擇，也制約著個人信息保護的立法質量。是選擇“大一統”的法典模式，還是實行分門別類的法規模式？從國外看，對個人信息的立法保護，一般是在不同領域實行不同的單項立法。例如在網絡信息保護方面，美國1998年出臺了專門的《兒童網上隱私權保護法》，德國1997年出臺了《電信服務數據保護法》，英國1984年制定了《數據保護法》，法國1978年出臺了《信息技術與自由法案》，日本1990年實施了《關于保護行政機構與電子計算機處理有關的個人數據法律》等。可見，個人信息保護需要的不僅是一部宏觀意義上的“母法”，更要求構建起一個微觀性的法律法規體系，如此才能為公民個人信息權提供全面而細致入微的保障。(傅達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