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破不立，先破后立。

　　愈演愈烈的“經濟邪教”，缺位多年的直銷法律，促使刑法第七次修改果斷出手，將早已是千夫所指的“傳銷”入刑。

　　如果這一法條通過，那就意味著，今后，“組織、領導實施傳銷行為的組織，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

　　這一動真格之舉，立時在“業內”引發一陣騷動，因為“罰款事小，判刑事大”；而對于呼吁多年“傳銷入罪”的法律專家來說，更多的感受則是“打蛇打到了七寸上”。

　　形成怪圈：打而不絕

　　縱觀有關傳銷的新聞報道，用“浩瀚”來形容也不為過。百度一下，相關新聞的數量是15.5萬篇。其中，不乏令人驚心的大案：

　　轟動全國的瑪雅傳銷案，涉案人員達50萬人；震驚全國的301傳銷大案，傳銷人員涉及18個省市、60多萬人，涉案金額20多億元；而億霖木業傳銷案騙取的資金則達上百億元。

　　有業內專家估算，全國約有上千萬人參與了傳銷活動，傳銷吸收了上千億元的民間資金。

　　為什么傳銷一邊如同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一邊卻又屢禁不絕？

　　“為謀求一夜暴利鋌而走險，這是所有傳銷人員共同的‘心理起點’。”有檢察官分析說，在許多案例中，傳銷組織者慣用“洗腦策略”，在以開礦、辦工廠的名義騙來人后，對這些人實行“封閉式教育”。最后，這些思想被控制的人，甚至會產生“騙我來是為我好”、“騙我來是讓我發大財”的荒唐想法。

　　在暴利的驅使下，人性、道德都被拋之腦后，“殺親殺熟”、親友相騙已成為傳銷者慣用的手段。有報道披露，在貴州遵義，一個犯罪嫌疑人發展父親和弟弟為下線，致使其父和弟弟多年的養老積蓄和準備用來蓋新房的數萬元錢血本無歸。

　　據了解，目前我國對于傳銷活動的打擊，主要由公安和工商兩個部門負責。兩部門的打擊力度不可謂不嚴厲，打擊頻率也可以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來形容，但卻始終未能跳出“打而不絕”的怪圈。

　　“因為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工商部門打擊傳銷的方式，只能是對受騙人員現場教育和驅散，發現一處驅散一處。”曾有工商執法人員用這樣一席話，道出了執法者的尷尬。

　　據工商部門介紹，查證認定困難也是一大“攔路虎”。現在傳銷組織的“科技含量”越來越高，借助互聯網、移動通訊網等現代化工具，傳銷資金也全部通過個人銀行賬戶存取，有的傳銷組織將網站總部設在境外，更是增加了執法部門查證認定的難度。

　　此外，傳銷人員違法成本十分低廉。要查扣，“拉人頭”傳銷沒有實物；要罰款，普通傳銷者本身就是受騙者，不僅身上沒錢，而且罰多少也沒標準；要拘捕，也是于法無據，只能遣散。

　　執法手段的疲軟，直接導致傳銷組織的氣焰越來越囂張。“工商、公安來查不用怕，被叫去還給積分，去得次數越多積分越高。”近日，一傳銷組織的頭目竟公然對下線發出這樣的許諾。

　　在一些地方，執法人員在查處傳銷窩點時，還會遭到直接對抗，一些執法人員甚至還被傳銷組織的人跟蹤。

　　“一定要加快立法進程，加大處罰力度”，多位全國人大代表連續幾年在“兩會”上呼吁，目前的法律對打擊傳銷活動尚有許多不健全、不完善之處，需要及時加以修改完善。還有人大代表提出，刑法中應增加“傳銷罪”條款，惟有如此，傳銷才能斷根。

　　“布袋罪”：沿用多年

　　就在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對外公布征求意見的同時，廣西南寧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了一起特大傳銷案，21名傳銷頭目和骨干被推上了法庭。

　　公訴機關指控，從2006年至2007年底，王燕珍、柯碧芳、唐愛莉等21人在貴港市和南寧市，參與了以“民間資金游戲”、“資金重組、二次分配”模式為名，通過發展人員、形成上下線關系、收取并分配被發展人員所交納費用的形式牟取非法利益的傳銷組織。

　　據辦案人員透露，該傳銷組織的模式是，要求下線每人交納人民幣5.08萬元，以申購21份份額來取得自己及發展其他人員加入該傳銷組織的資格。加入到該傳銷組織后，每人可以發展3個直接下線：當積累本人及全部下線份額共計65份時，達到“經理”級別；當積累本人及全部下線份額共計600份時，達到“老總”級別。按照不同級別，可以從每個下線交納的5.08萬元中分得不同的“提成”或“獎金”，直至將該5.08萬元分配完畢。據不完全統計，參與該傳銷活動的有近萬人。

　　然而，和之前審理的眾多傳銷大案一樣，公訴機關向法庭提出的對21個傳銷頭目和骨干的定罪建議，依然是“非法經營罪”。

　　這一罪名頗遭學界質疑。有刑法學家認為，非法經營罪的前提是擾亂市場秩序，而且必須有正常的經營活動，真實的商品、標的。而傳銷往往以“拉人頭”、收入門費為主要謀利手段，并沒有正常的市場交易活動。此外，非法經營罪需要計算經營所得，這與傳銷行為的所得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