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刑法要解決中國的問題，現實的刑法要能滿足現實的需要，因此，我們不能以維護法律的穩定性或強調刑法的謙抑性為借口，對確實需要修正的刑法內容抱一種簡單的排斥態度。但問題是刑法修正的頻率越來越快，修正的內容越來越多，這提醒我們認真對待每一次刑法修正和刑法修正的每一點內容。

　　筆者注意到，立法機關近年來在對待這些立法建議時，采取了比較理性的態度，如《刑法修正案》(六)草案中的“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罪”最后沒有被通過，此次刑法修正案(七)也沒有列入該項內容；這次在《關于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說明》中，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李適時也指出：“一些全國人大代表和有關部門還提出了其他一些修改刑法的意見，考慮到其中有些可以通過法律解釋解決，有些有關方面還有不同意見，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一步研究論證，暫未列入本草案，繼續進行研究。”這是妥當的，因為刑法實乃不得已而為之，用之不當，國家、社會、個人將受其害。總的講，在權衡某種行為是否要納入刑法時，需要把握兩點：一是刑法是否有用；二是即使刑法有用，也要考慮還有沒有別的辦法能達到同樣的效果。

　　上述第一點關涉刑法的有效性。刑法的成本很大，其副作用亦很大，如果啟動刑法并不能有效解決所涉問題，則刑法效用差矣。不僅如此，用假想中的刑法效用去應對現實中的問題，還可能使社會的治理者忽視相關制度的構建。有些問題的出現有著復雜的原因，遠非刑法所能解決。為什么“非法鑒定胎兒性別罪”最后沒有被納入刑法？就是因為立法者意識到刑法并不能有效解決這種與傳宗接代的民族文化、養兒防老的農村社會保障等聯系在一起的復雜現象。

　　上述第二點關涉的是刑法的層級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刑法乃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或者說是社會防衛的最后一道防線。這次刑法修正中的一個亮點是將公民的個人信息保護上升到刑法的層次，體現了我國刑法從“國家刑法”向“市民刑法”轉變的可喜趨勢，這種越來越關注刑法對公民個人權益的保護的立法思路，應當成為今后一個時期刑法完善的主要方向，它可以改變傳統刑法的“刀把子”之單一形象，擔當起保護公民合法權利的大憲章之光榮角色。

　　但必須看到，在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等權益的法律體系中，刑法只能是最后一環，如果其他法律在相應的層次上能夠起到同樣的保護效果，就首先應當考慮其他法律。事實上，這次刑法修正案草案也要求泄露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必須是“違反國家規定”，但這里的國家規定究竟是什么呢？正如有專家和媒體所指出的，這恐怕應當由此導引出一部《公民個人信息保護法》來，只有后者才能使刑法的相關規定奠基于扎實的基礎上，也才能將民事責任、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有機地結合起來。

　　□劉仁文(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