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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前不少中國人覺得恐怖主義或恐怖活動離中國很遙遠，現在看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國際先驅導報見習記者胡雪發自北京 9月11日夜晚的紐約，象征世貿中心雙子樓的兩束藍光將再次射向空中，徹夜長明，以此來祭奠在“9·11”中遇難的人們。

　　七年前的那場災難，在世界范圍內掀起了共同反對恐怖主義活動的浪潮。而這七年，不僅改變了美國和世界，也深深影響著大洋此岸的中國。

　　“全民反恐”正在進行時

　　家住大望路的徐小慧每天都要搭地鐵上下班，從今年夏天開始，她發現地鐵的變化突然多了起來。“每次都要安檢，剛開始覺得麻煩，現在已經習慣了。”此時，這個客流繁忙的地鐵站內，安檢儀器正在有條不紊地工作著，很多乘客都和徐小慧一樣在主動排隊接受安檢。而在站臺上或者車廂里，提供安保信息的奧運志愿者和佩帶紅袖標的治安巡邏員不時出沒其中。

　　這是9月10日，距離“9·11”七周年還有一天。北京奧運會已經完美落幕，殘奧會正在順利進行中。地鐵里的變化只是一個縮影，種種事實表明，“全民反恐”的氛圍正在北京乃至全國形成。

　　兩個月前的7月17日，中國公安部反恐怖局印發了《公民防范恐怖襲擊手冊》，指導公民如何及時發現和規避恐怖襲擊帶來的危險。手冊中提供了多種情況下民眾如何發現、識別和應對恐怖活動和恐怖分子，更加強調了自救互救時的注意要點，將生活中容易出現的緊急情況和公民的應對策略描述得非常具體和詳細。著名反恐專家李偉曾就此向《國際先驅導報》表示，發放《反恐手冊》是在安全部門經過慎重思議后，決定加強公民在反恐中的作用后做出的舉措，此舉有利于調動全社會的力量消除恐怖主義滋生的溫床，“這意味著在進行一場反恐的人民戰爭”。

　　與此同時，大約3100余名安檢人員被部署到了北京市五條地鐵線的93個車站，對乘客所攜帶物品實施安檢。北京的醫務人員集體學習了《核生化恐怖威脅醫學處置指南》，包括奧運志愿者在內的社會服務人員，每個人都學習了《醫學常識和緊急救護》。李偉表示，以對社區服務人員、安保人員、志愿者作出安保意識常識培訓為開端，進行全民反恐意識的普及，是提高社會反恐水平的有效辦法。

　　中國人悄悄修正“反恐觀”

　　北京奧運會之前，“平安奧運”是出現頻率最高的詞語。而經歷了上半年的一系列風波以及上海、云南相繼發生惡性事件之后，如何確保奧運安全，也幾乎成了多數國人都揪心的話題。

　　然而，七年前的情況卻并非如此。“‘9·11’發生時我在讀高一，當時我們正在上課，地理老師推門進來說，‘快看電視！美國的世貿中心被撞了！’全班同學一片嘩然，大家都不相信這是真的。可是看到電視里那些墻倒屋塌，整座大樓都冒著黑煙的畫面時，整個班級一下子安靜下了。”北京工業大學的周同學告訴《國際先驅導報》，“總覺得美國很安全，這是第一次知道原來危險竟然這么接近。”

　　震驚過后，在中國初露端倪的互聯網影響開始顯現。當人們為罹難者感到悲傷的同時，也有一些網友認為這是美國的“罪有應得”。恐怖行為甚至一度被認為是在恰當時間給美國人上的一課——當時中美關系正因中國駐前南聯盟使館被炸和“撞機事件”陷入低谷，不少人因此將恐怖襲擊和美國“自作自受”聯系起來，“活該”、“叫好”聲，與“今夜，我們做美國人”的另一種聲音糾纏在一起爭吵不休。

　　“我當時就很高興，覺得美國人太可惡了，恐怖分子炸他們國家大樓是美國人應得的報應。”彼時剛剛大學畢業3年的李璽亮，現在已經是吉林某金融公司的部門負責人，他對《國際先驅導報》坦言，現在的認知已經有了變化，“以前覺得恐怖分子不會威脅中國人，現在看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從“9·11”至今七年間，中國公民在海外被綁架案件的頻繁發生，以及包括新疆在內個別地區發生的有恐怖性質的襲擊事件，漸漸修正了普通中國人對“反恐”的認識。“恐怖分子是非理性的，全球化時代，任何人都可能成為他們的目標。”一位專家曾如是解讀恐怖分子的“殺人不眨眼”。

　　政府到西方取經“反恐”

　　早在2001年北京申奧成功后，相關部門就開始籌備反恐對策，“9·11”發生后，派專家去西方“取經”更是成為當務之急。在籌備奧運會的這些年，西方國家在比賽場館與運動員駐地防范、情報信息、風險評估等方面給中國反恐部門提供了很多經驗，也提供了一些實際的反恐援助。

　　“畢竟，奧運會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事情，與所有的參與者息息相關。”李偉說。奧運會開始前，中國進行了數次具有針對性的安保演習，有關反恐技術方面也走向透明化，并積極尋求國際交流。

　　李偉向《國際先驅導報》介紹說，在國內，對奧運造成潛在威脅的恐怖組織或恐怖分子主要包括“藏獨”、“法輪功”和“東突”三股勢力。自“9·11”事件之后，全球開始重視反恐情報的搜集與共享，中國在這方面也下了很大功夫。今年1月，新疆警方與“東突”恐怖組織“東伊運”正面交鋒，逮捕、擊斃一批恐怖分子，繳獲大量武器。僅僅過了兩個月之后，新疆又挫敗一起試圖制造空難的恐怖行為。

　　此外，“9·11”后，中國各級政府陸續建立了反恐機構，外交部也設有負責境外安全綜合事務的部門，打擊恐怖活動的機制也在不斷完善。而據美國媒體透露，“9·11”之后，美國已經向中國提供價值數萬美元的設備，其中包括監測與鑒定系統在內很多高科技敏感器材。除了硬件支持以外，美國還在軟件上給北京奧運以有力的幫助，早在2002年，FBI(美國聯邦調查局)就已開始與中方在分享國際恐怖主義情報上展開合作。

　　“9·11”改變中美關系

　　奧運會的安保合作只是近年來中美之間積極合作反恐的一個縮影。“9·11”恐怖襲擊改變了美國的國家戰略發展走向，因此也改變了中美關系的走向。

　　“9·11”發生之前，時任美國總統的克林頓在第二任期把中國升級為美國的戰略合作伙伴，但小布什卻在競選之初就將中國“降格”為“戰略競爭者”。2001年1月20日他就職總統后，短短數月即把中美關系推到危機邊緣。

　　在2001年3月五角大樓的研究報告《核武態勢評估》中，美國確認了七個必要時予以“先發制人”的國家，中國、俄羅斯和“邪惡軸心”三國皆在此列。與此同時，布什政府積極推動導彈防御系統，并因此不顧國際社會反對退出反導條約。直到當年4月1日發生在南海的軍機相撞事件，中美關系陷入十余年來的最低谷。

　　不期而至的“9·11”事件，讓美國人突然如夢方醒。“從‘9·11’以后，美國的對外政策作出了重大調整。中心內容就是從冷戰結束以后的相對模糊，到開始明確確立美國的國家敵人。這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最大變化，一切國家事務都服從于這個變化。”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王逸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9·11”促使美國的戰略重點從防止中國發展成下一個蘇聯，轉變為實行全球反恐。

　　王逸舟表示，在這個關頭，美國需要在國際政治中得到中國的配合和支持，尤其是反對‘伊斯蘭極端勢力’，必須要得到包括中國、俄羅斯在內的一些大國的支持。“應當說‘9·11’帶來了美國對華關系的某種軟化，以及接觸政策的加強，兩國關系從此打破僵局，進入相對穩定協調合作的時期。”

　　“9·11”兩個月后，美國宣布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系地位。短短一年左右的時間內，中美元首即見面三次。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從遏制為主調整為合作和防范“兩面下注”。

　　“9·11”以來，中美的危機管理對話機制以及軍方的對話也在不斷加強。“從全球角度來說，美國作為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雙方都意識到肩負的責任，意識到合作帶來互利。”王逸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中國早已不是原來區域性的角色，在全球事務上起到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反恐的氛圍下，美方也意識到想保證自己的國際地位及其對于全球的影響，需要和中國對話合作。”

　　中美對“東突”認識尚存分歧

　　不過，在反恐日益全球化的趨勢下，一些問題也暴露出來，其中對“恐怖主義”的標準之爭首當其沖。

　　美國作為全球反恐的大力推行者，在界定恐怖主義活動時主要考慮到本國的利益：必須是外國的；必須從事了美國法典所界定的一些恐怖行為；必須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構成威脅。只有同時符合這三個標準的情況下，才會被定義為恐怖組織。而中國關于恐怖主義的界定，主要是依據2001年的刑法修正案(三)中關于如何懲處恐怖行為的條款。“中美對于恐怖主義定義的區別在于，中國定義的很多恐怖組織可能沒有對美國的國家利益構成直接威脅，所以就沒有納入美國定義恐怖組織的范疇。”李偉表示。

　　“東突”是目前對中國威脅最大的恐怖組織，而美國現在對此的認定也經歷了一個過程。“‘9·11’之后，美國把一些反美勢力列為主要打擊對象，并拉長了黑名單。很多國家提出，應該把涉及到各自國家安全利益重大威脅的組織和個人列進去，并以此作為與美國進一步合作的條件。”王逸舟告訴《國際先驅導報》，在這個大背景下，美國才接受了中國的相關要求，“但美國的劃分并不完全跟中國一樣。在我們看來，一些政治上分裂主義的部分也應當納入恐怖主義范疇，美國在這方面還是模棱兩可。”

　　這樣的直接后果就是，對“東突”的認識直到今天雙方也只是達成一部分共識，“美國只承認其中的部分組織(如‘東伊運’)在從事恐怖主義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