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最大的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最大的問題是土地問題。

　　杜潤生：農村問題資深專家。1913年生，山西省太谷縣人。1979年，任國家農業(yè)委員會副主任。1983年，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后改為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任職期間，多次受中央委托，負責中共中央、國務院農村政策文件的起草工作。

　　農民“闖一闖”，杜潤生“試一試”，鄧小平“看一看”

　　新中國建立后，按照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共同綱領》的方針政策，農業(yè)得到迅速恢復和發(fā)展。可惜，在急于向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過渡的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子恢、杜潤生被毛澤東批判為農業(yè)合作化運動中的“小腳女人”，農業(yè)迅速實現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結果造成了“三年困難時期”。正是這種嚴重失誤和曲折的歷史教訓，使許多農民、干部、領導，特別是作為歷史見證人的杜潤生，清醒地認識到得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鄧子恢支持的“包產到戶”是正確的。因此，文革后復出的杜潤生以厚重的歷史感和堅定的責任感帶頭支持“包產到戶”的決策，他富有策略地在起草中央文件的過程中，一步步地使文件中“不準”、“不許”包產到戶的政策語言，逐步演變?yōu)椤翱梢浴痹谪毨У貐^(qū)，后來又“可以”在其它地區(qū)包產到戶，到了第五個中央文件就使包產到戶的性質成為社會主義經濟了。這樣，包產到戶由“姓資”演變?yōu)椤靶丈纭绷耍�不合法變成合法了�?

　　胡錦濤講“我們黨為促進社會和諧進行了艱辛探索”，農民和農村工作者同樣進行了艱辛的探索與勇敢的闖關。在包產到戶與反包產到戶的艱苦斗爭中，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上至鄧子恢、彭德懷、杜潤生，下到省地縣鄉(xiāng)村的不少干部，甚至毛澤東親自點名的農民楊偉名，都遭到過批判、斗爭，不少人為了包產到戶家破人亡。杜潤生為了總結推廣群眾包產到戶經驗，創(chuàng)造了過渡性的、阻力較少的概念：“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集體與農戶雙層經營”、“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集體土地農戶承包經營機制”、“股份合作制”等，使更多的人同意或者不反對“包產到戶”，杜潤生為農民爭取到了合法地“試一試”包產到戶的權利。他用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中采用過的“耕者有其田”，代替被左派反對的“土地私有化”。

　　值得肯定和贊揚的，是鄧小平對待農村改革的態(tài)度是“看一看”，即允許農民闖、杜潤生試，他自己是看一看，干好了就拍板接著干，有問題就改。因此，以杜潤生為主任的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又在請示中央同意后，同各省市、自治區(qū)一起辦了38個農村改革實驗區(qū)，對各種改革政策進行地區(qū)性試驗，為中央起草農業(yè)改革文件提供了科學依據。各省又有自己的農村改革實驗區(qū)和總結農民改革新經驗的農村政策研究機構，上下互動。鄧小平拍板定案，“看”了幾年后，肯定“闖”與“試”的實踐結果。

　　“能夠講出所以然”的學者型官員

　　為了說服對包產到戶思想不通的干部，萬里贊揚杜潤生是“能夠講出所以然”的學者型官員。當省委書記會上有爭論時，當時的領導人讓杜潤生去講講，他從工廠工人可以負責一臺機床，完成生產計劃定額的責任制講起，說明農村的土地是集體的，農民像工人負責機床一樣負責一塊土地的農業(yè)生產，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因此，農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同工人承包機器完成生產任務的責任制一樣，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他有說服力地回答了承包到戶姓“社”姓“資”的問題。在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人的支持下，杜潤生盡力說服了對包產到戶有所懷疑的高級干部，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保持了全黨高度一致的支持作出了獨特的貢獻。

　　杜潤生注意爭取領導支持。連續(xù)五年，1982—1986年每年發(fā)出一個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成為廣大農民包產到戶的令箭和定心丸。在中央的支持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又成立了農村固定觀察點辦公室、聯絡室等，加上38個農村改革試驗區(qū)的工作成果，使杜潤生的政策建議直接來自于農民、基層，使農研室的政策建議和起草的一號文件，真正如實反映了農民的心愿和農村的問題。

　　對于農民說“杜潤生對農村改革立了大功，是農民的恩人”，農村干部說“杜潤生是農村改革的參謀長、方面軍指揮員”等等贊頌之詞，杜潤生連連擺手，謙遜地說：“我只做了我應該做的工作。”

　　在2008年8月7日回答海外媒體的問題時，杜潤生在談到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成績時說，“沒有包產到戶，就解決不了溫飽問題”，同時也不忘農村改革工作的不足之處。他很遺憾，農民還沒有自己的組織——農會。上世紀80年代他向鄧小平建議成立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鄧小平說，共產黨代表農民利益。杜潤生又解釋道，黨代表農民利益，也代表政府利益。農民利益和政府利益有時有矛盾，還應建立代表農民利益的農會。鄧小平說：“好，那就看一看。三年后再說。”20年過去了，鄧小平的遺愿還沒有實現。杜潤生的眼光朝向遠方，他在期待農民的組織能早日出現。他關注著農民的命運，他的心和農民的心是相通的。

　　(作者為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