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國資委公布了《中央企業安全生產監督管理暫行辦法》。《辦法》明確指明中央企業主要負責人是本企業安全生產的第一責任人，從9月1日起，央企出重大事故負責人將下調年薪。(9月17日《西安晚報》)

　　應該說，這個《暫行辦法》既是對近期安全生產事故較多這一現實情況的制度回應，客觀上也進一步明晰和完善了安全生產的責任體系。

　　以經濟手段來約束和督促企業負責人加強安全生產管理，具有較強的現實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相比其他企業，央企主要負責人在央企內部具有更高的話語權，其對安全生產工作的重視程度，決定了企業安全生產的實施效果和最終走向，當其切身利益與安全生產聯系在一起，形成一種共生關系時，顯然更容易喚起自覺性和制度共鳴。其可操作性表現在，經濟制裁減少了中間環節，自我裁量空間較小，因此是制度成本最低也是最容易實現的一種問責手段。

　　但是考慮到《辦法》出臺的背景，更重要的是《辦法》本身的局限性，可以說“發生較大責任事故降年薪”難以讓公眾抱以更多的信心和期待。

　　說到央企負責人的薪酬問題，人們會很自然地想到一個詞“天價年薪”。排除極端個例，今年8月國務院國資委企業分配局有關負責人在否定“天價年薪”時說，2006年中央企業主要負責人平均薪酬有53.1萬元——這個數字以每年百分之十以上的速度遞增。僅以這個數字來看，“績效年薪會下調”看上去就不那么樂觀了。(吳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