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多名官員先后因在重大安全責任事故中負有領導責任而去職，中國政壇“問責”之風驟緊。正如人們在不幸事件之后所期待的，災難總會伴隨以進步作為補償，倘若以此為契機，使行政問責實現制度化規范和常態化運作，對于那些因問題奶粉染病的嬰幼兒家庭也是個安慰。

　　從2001年7月，廣西南丹礦井透水導致81人死亡、縣委書記被免職開始，黨政干部行政問責制度在基層起步。2003年非典，衛生部長和北京市長被免職，成為行政問責的標志性事件。2008年以來，行政問責在各地頻頻發力，密集度之高遠超出往年。在此實踐基礎上，行政問責進一步制度化常態化，需解決三個問題：

　　一是全面拓展問責領域。現有的問責案例多集中于公共安全事故，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決策失誤，以及施政失敗時，也應當開始納入行政問責的范圍。如同責任與職權不可分割一樣，問責也須與職責如影隨形。凡責任后果出現，問責便不可避免，不僅安全責任事故需要問責，官員的上任承諾、公共聲明、從政道德特別是公共決策，都當在問責的常態視野之中。為此，首先要厘定各級各類公職人員的法定職責，而那種將當地領導分工不向社會公布的作法，顯然是不可取的。包括昆明在內的一些地方已經嘗試列出領導干部的“權力清單”，亦不妨同時開列相應的“責任清單”，進一步明確違反哪些責任需要問責，以及進行何種尺度的問責。當然，我們更歡迎官員在履新時，主動作出“出現何種情形將引咎辭職”的公開承諾。

　　二是在何種情形之下，行政問責方能啟動。目前的行政問責多基于上級決議和民意輿論，帶有不確定性。如9月11日，四川巴中市府辦公室3名工作人員因中秋節放假通知筆誤為“端午節”，遭問責通報而免職，反映了問責在一些地方的失范和無序。為此，必須科學設置問責體系，健全和周延問責措施，例如僅去職一類，就有責任人主動引咎辭職、上級予以撤職免職、人大代表提案罷免等多種情形，去職之下還有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輕微行政處分，都應當分別予以充實完善，并保持互相銜接。而問責措施的嚴厲尺度亦應與責任程度相對稱，過于嚴苛可能造成行政系統內部責任分擔的畸形與不公，失之于松則會導致問責流于形式。

　　第三，關于行政問責的后續效力。如西豐縣委書記張志國在“警察進京拘傳記者”后“責而不辭”，去職官員如何“東山再起”等，同樣亟須規范。每次問責的效果都不應是一次性完結，而應伴隨必要的后續效力，以保證問責能夠切實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例如，因行政問責而去職者，至少不應直接轉任其他更高級別的崗位職務；而受到警告、記過、記大過等輕微行政問責者，其短期內的提拔晉升也應受到必要的限制等。

　　總之，行政問責制度化常態化的核心，在于問責的不可避免性。這首先意味著職權主體與問責對象的同一性。公共決策的失誤，一般要將“最后拍板者”作為第一被問責人，首先審視“一把手”是否被問責。行政問責的不可避免性，還意味著：在前一起公共責任事件負領導或者主管責任的官員，不會因為其他地區和行業發生新一起責任事件而獲得“轉移視線的紅利”，從而逃避或延緩本應受到的糾問。只有這樣，行政問責在公眾與官員之間、此官員與彼官員之間，才是公平合理的，而這也是通往“責任政府、法治政府”的不二法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