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深圳市勞動局局長張文超暢談親歷的用工工資社保三大改革

　　“是的，我親身經歷了深圳經濟特區勞動用工工資社保三大制度的改革！”現年77歲高齡的張文超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之后的首任市勞動局長。他滿頭銀發，滿面笑容，說話中透著濃厚的客家口音，思維卻非常敏捷清晰。

　　張文超是在1983年從廣東省勞動局調到深圳擔任勞動局長的，1993年6月調任深圳市人大，在勞動局長崗位上連續奮斗了10個春秋。這期間，正是深圳特區打基礎、鋪攤子、推進改革、擴大開放，社會經濟建設如火如荼的重要時期。“深圳承擔起了勞動保障體制改革先行先試的歷史使命，攻破了一個個難題，為廣東省和全國都提供了經驗和借鑒。”面對記者，張老侃侃而談，更獨家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細節。

　　砸爛“鐵飯碗”，率先改革用工制度

　　張文超是廣東省梅縣人。1958年，廣東省勞動局招干部，當時在惠陽地委當財務科長的他由此來到廣州，在工資福利處從副科長一直做到了處長。1983年1月18日，他帶著棉被袋和簡單的行李，一個人坐著火車前來深圳走馬上任，出任市勞動局局長。起初他以為不久之后會調回廣州，沒想到就此扎根深圳，和無數“拓荒牛”一起，見證了這個中國改革開放最前沿地區一幕幕激動人心的歷史時刻。

　　回憶起深圳的勞動用工改革，張文超表示，最早是從竹園賓館開始的。1980年3月，張文超陪同省勞動局領導到深圳調研，在友誼賓館召開外商座談會。會上，深圳第一家中外合資賓館竹園賓館的香港投資方、妙麗集團董事長劉天就提出：港商來深圳投資辦企業，深圳卻還實行固定工制度，工人捧著“鐵飯碗”，港商需要的人進不來，不需要的人出不去，企業沒活力。他建議：老板與工人簽合約訂合同，互相可以“炒魷魚”，只要提前一個月通知就行了，即打破“鐵飯碗”，破除“干好干壞一個樣”！“風靡全國的‘炒魷魚’一說就是從這里傳出來的。”

　　張文超說，調研組聽取了劉天就的建議，及時向深圳市領導匯報，于同年10月，在全國首開先河，率先在竹園賓館和友誼餐廳等外商投資企業試行勞動合同制度。1982年7月，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深圳市把新招工人實行勞動合同制度范圍擴大到國營、集體所有制企業、政府機關和事業單位，同時賦予企業用工自主權，取消內招，實行公開招考，擇優錄用。

　　張文超即著手調研起草《深圳市實行勞動合同制暫行辦法》，由市政府頒布實施，確立了勞動合同制度的改革方向。1984年前后，深圳經濟特區建設發展迅速，各企事業和基建單位用工逐漸增多，單靠國家調配招職工已經不能滿足需要。“向外地大規模招工的閘門一打開，各地勞務工像潮水一般涌來，一下子就來了20萬人，在各條戰線上都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張文超很激動：“招工改革就這樣在深圳闖過來了。”

　　1986年8月，國家總結了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經驗和做法，由國務院發布了改革勞動制度四個規定，在國家政策層面上確定了勞動合同制度和相關配套制度。這堅定了深圳特區的改革決心。張文超又帶頭草擬了相關意見送交市政府。1993年6月1日，市政府發布通知，在全市企業取消干部、工人身份界限，統稱企業員工，在平等自愿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勞動合同，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至此，勞動合同制全面覆蓋深圳所有經濟成分的企業和全體勞動者，全市企業基本實現勞動用工合同化，員工身份一體化，勞動關系法律化。

　　打破“大鍋飯”，率先改革工資制度

　　上世紀70年代末期時，深圳的工資還實行著7類工資標準，每月大約57元。在省里的一次會議上，一位省領導拍板決定：對到深圳工作的人，每人每月補貼20元，作為“邊境補貼”。這在當時可是一樁大新聞。消息傳到上頭，有關部門發文要求予以糾正。可是當時深圳正面臨著大建設、大發展，靠那么點工資，怎么吸引人才來深圳？要招人來，得提高人家的工資水平呀。張文超找到了一位記者，請他將深圳的實際情況寫成內參，報到了上級有關領導處。隨后，勞動部又派了一位司長來深圳專門調查，最終認可了深圳的做法。

　　“那時候要求基本工資不能動，只能從增加補貼著手。這增加的20元補貼，可以算是深圳工資制度改革最早的雛形了。”張文超笑言，給了補貼后，許多外商還是認為適應不了形勢。在1981年于深圳舉行的一次港商座談會上，港商們希望按工廠利潤來浮動工人工資，調動工人積極性。張文超等人經請示深圳市有關領導后，大膽決定將企業工資分成“固定工資(保證吃飯問題)＋浮動工資(與經營利潤掛鉤)”的分發結構。

　　1983年8月，張文超提出了“180元(科員)的標準，一職分4級”的機關和事業單位工資制度方案，并于同年9月開始在深圳執行。到1985年，這項工資標準又進行了完善，增加了職級，最高490元，高過了國家領導人，最低60元(試用期)，從1986年起實行。

　　“深圳的工資改革，把原來‘低工資，多補貼’的分配辦法改為單一的工資支付，即將原來的標準工資、獎金、水電補貼、邊境補貼、副食品補貼、糧差補貼、交通補貼以及煤氣、糧油等財政間接補貼等，均統一計算至規定的工資水平內。”張文超告訴記者，1985年7月，全國實行結構工資制就借鑒了深圳做法。

　　讓勞動者“后顧無憂”，率先改革社會保險制度

　　1980年起，深圳開始社會保險制度改革，開收了社保費。說起來，這又和劉天就有關系。當時與劉天就等港商開調研會時，張文超就提出了一個現實的問題：搞合同制不搞終身制用工可以，可是員工們的勞動保障怎么辦？他們退休后怎么生活？“劉天就當時表示，錢他們可以出，但政府應當成立一個部門，來統一核算繳費標準和保管這筆錢。新員工可少收保費，老員工則多收。等到員工退休后，由這個新部門發放養老金。”這個建議得到了張文超和在場港商的認同。

　　可是，應該繳多少錢合適呢？最初，深圳的勞動保險是讓員工將工資的20%作為保險金。有些員工起初不同意，說本來工資就不高，再繳這筆保險費不劃算，張文超等又一一去做通大家的思想工作，從1980年起開始收社會保險費，實行社保統籌。從1982年起，深圳社會保險制度改革又歷經了單項改革、綜合改革和深化改革等3個階段。1987年起，非深戶員工也可在深圳參加養老保險。對此，勞動部專程派來7位專家來深圳考察，一致認為這個辦法好，不但企業搞活了，也讓工人“后顧無憂”，提高了他們的勞動積極性，遂在全國推廣。

　　“回想起這些年深圳在勞動保障體制上的改革之路，之所以許多復雜的工作都能夠齊頭并進，卓有成效，是因為我們采取了科學的方法。比如事事‘調查走在前，商量走在前’，這些做法直到今天仍然有借鑒意義。”張文超語重心長，“如果今天還有機會給我選擇，我想去做社保工作，因為社保工作是整個工作中最復雜、最煩瑣、最難辦的，我這個人一輩子都敢于開拓，樂于挑戰。”至動情處，張文超的眼里噙滿淚珠。

　　記者 馮慶 金涌 王奮強 鄭向鵬 楊麗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