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迪之四：分散決策，允許多種探索和不同發展模式

　　“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從毛澤東時代過來的人，對這句喊得震天響的口號簡直太熟悉了。在那個高度計劃經濟的年代，全國只有少數人的大腦在運轉，思考經濟發展的重大戰略，制定號令全國的發展計劃，其他人只要嚴格執行就行了。這樣的體制，是絕不允許出現“另類發展模式”的，一切都在上邊的“計劃”之中。

　　改變和突破，又是出現在“大包干”帶來的思想解放中。當支持者與反對者水火不容的時候，中央沒有像過去一樣，依靠強大的組織、行政手段進行一刀切，而是采取允許試驗、探索的辦法，從默許，到贊賞，再到推廣。有人幽默地總結，這叫做“可以，可以，也可以”。

　　正是有了中央的開明態度，才有了當時貴州省委書記池必卿的名言：“你走你的陽光道，我走我的獨木橋。”時為新華社記者的吳象根據這句話，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陽關道與獨木橋》的文章，表述了當時帶有某種情緒化乃至火藥味的激烈爭議。

　　在中國“數千年未遇之變局”的改革開放浪潮中，就區域間不同的經濟發展路徑而言，再沒有像蘇南模式與溫州模式那樣引起國人普遍關注的了。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蘇南模式順風順水，成為社會主義農村的一面旗幟，引起全國一輪又一輪“取經熱”。而當人們擺脫“姓資姓社”的意識形態爭論后，溫州模式又取代了蘇南模式被人們奉為圭臬。

　　針鋒相對的觀點、水火不容的爭論，曾在全國掀起了軒然大波，有人甚至將兩種不同的發展模式固化為兩種不同的政治符號：一個是社會主義道路，一個是資本主義道路。然而，爭論歸爭論，兩種模式卻始終并行不悖，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將他們“大一統”。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反倒是他們自己博采對方之長，彌補自己之短，走上了相互融合之路。如蘇州學習溫州大力發展私營經濟的經驗，使全市經濟三分天下有其一；而溫州大力學習蘇州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經驗，不斷提高本土產業的層次。

　　前不久，來自中央一家媒體的記者，聯系到蘇南采訪，他們報道的主題是“新蘇南模式”。出乎意料的是，他們的想法剛一提出，就被蘇南一位領導潑了一盆冷水：蘇南現在已經進入“無模式時代”，因為模式意味著僵化、不變，而現在蘇南是與時俱進，再不想重蹈用一個模子套住自己手腳的覆轍。

　　從改革開放前“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一統天下，到今天蘇南的無模式時代，昭示出了人們在發展理念上的日益成熟。

　　在區域經濟發展的激烈競爭中，江蘇省近年來崛起了“四小龍”，即江陰、昆山、張家港、常熟，其主要標志是2002年這四個縣級市的財政收入同時越過了40億元大關。令人頗感奇怪的是，“四小龍”雖同處蘇南，文化相近，可一旦突破“蘇南模式”的束縛，卻走出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形成了各自的優勢與特色。

　　江陰不僅以全國萬分之一的土地、千分之一的人口，創造了超過三百分之一的國內生產總值，而且通過做大做強主導產業，崛起了一批處于全國同行業老大地位的“龍頭”。江陰走的是一條通過鄉鎮企業技術改造和上市融資，推動產業升級的路子。

　　昆山市走的是一條外向帶動、后來居上的發展之路。依靠外向型經濟的帶動，昆山迅速實現了經濟總量的擴張和產業結構的升級，已從一個傳統的農業縣一躍成為經濟繁榮、生活寬裕、環境優美的新興工商城市，成為全省乃至長江三角洲發展中的一個亮點。

　　張家港的前身是沙洲縣，1962年才由常熟、江陰的部分“下腳料”組合而成。由于歷史較短，基礎薄弱，被稱為“蘇南的蘇北”。面對周邊縣市咄咄逼人的態勢，不肯服輸的張家港人有了一種寢食難安的危機感。他們“公開叫板、明槍交戰”，成功地走出了一條追趕型經濟的發展道路。

　　當蘇南一些縣還熱衷于“鄉鎮企業集體辦”時，常熟卻較早地走出了“蘇南模式”的桎梏，多年來始終堅持富民為本的宗旨，不事張揚、不做表面文章，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使這里的百姓成為蘇南最為殷實的群體。

　　江蘇“四小龍”的實踐表明，在地區經濟發展的路徑選擇上，只能借鑒，不能“克隆”，照抄別人的成功經驗是很難取得成功的。這也是30年農村改革中為后人留下的“經驗財富”之一。

　　啟迪之五：破解“三農”難題需跳出“三農”框框

　　談論中國農村的發展，有兩個村莊無論如何也難以回避：小崗村和華西村。在地圖上，它們小得盡管難覓蹤跡，但在中國通往現代化國家的征途上，卻是兩個帶有特殊意義的符號，在歷史上留下了永難磨滅的印記。

　　小崗，一個以“分”出名的村莊“大包干”起源地，被稱作“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中國改革的圣地”；華西，一個以“統”著稱、堅持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致富之路的“不倒翁”、“兩個文明建設第一村”；一個是地處中西部面臨諸多難題和困惑的傳統農區，一個是瀕臨沿海、率先致富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兩個“第一村”的巨大反差，不僅引起了許多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而且也引起了一些媒體的極大興趣，他們紛紛上陣予以報道，有的媒體甚至給出了諸如《小崗村：為何被發展所棄》的標題，很吸引人們的眼球。

　　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各地情況千差萬別的國度，把中部地區一個相對落后的村莊與東部發達地區的一個最為發達村莊作比較，確有強拉硬扯之嫌。再說，農村改革是一場艱難的馬拉松比賽，而不是百米沖刺的短跑，起跑早當然不一定最后贏，難怪有評論指出，先跑者為何不是先到者是一個偽命題。

　　盡管是偽命題，在紀念農村改革30周年之際，思考兩個“第一村”的命運落差，多少還是能給我們一些啟示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破解“三農”難題需要跳出“三農”外。

　　包產到戶的實行，不僅釋放了小崗村農業生產的巨大潛力，而且也推廣到全國，讓全中國人的吃飯問題迅速得到了解決。到1984年，全國農村甚至到處出現賣糧難現象。為了解決賣糧難問題，那時的黨委、政府、各大媒體，天天都在喊著叫農民進行糧食轉化，與今天強調糧食安全形成了極大的反差。中國從多年來解決不了吃飯問題，到一時的低水平糧食過剩，其功勞不能不算在包產到戶上，不能不記在小崗村頭上。

　　在這一點上，全國還沒有哪一個地方的經驗，能像小崗村的經驗那樣，對中國的發展產生了如此巨大、積極而又廣泛的深刻影響。華西村確實比小崗村富裕得多，但它的發展路徑是難以重復的，即使是華西所在的縣級市江陰，華西的經驗也難以復制，更遑論全國，人們只能在更高的層次上，學習華西的創業精神、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并把華西當作一個精美的盆景供人贊賞。憑心而論，小崗經驗的含金量要比華西高得多，在這一點上，正如一個老資格的農村問題專家所言，“小崗人沒有什么理由因為后富抬不起頭來。”

　　中國在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解決吃飯問題，畢竟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要步入先進國家行列，還要靠工業化、城市化、產業化、人的現代化，而恰恰在這些方面，受區位優勢、歷史沿革以及人的素質等多方面客觀、主觀原因影響，小崗落在了華西的后頭。在農村改革將近20年的時候，本刊記者曾專門到小崗采訪，一個突出的印象是小崗好像置身于市場競爭之外，跟外面市場聯系較少，它的變化仍主要體現在糧食產量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上，它的經濟95%仍倚重于種植業尤其是糧食種植，傳統的經營方法一直未變，這與華西村形成極大的反差。

　　這樣的結局，可以說是偶然中有著更多的必然。小崗的問題，決不僅僅是小崗自身的問題，而是整個傳統農區的問題，小崗只不過是我們用來觀察問題的一個窗口，用來說明問題的一個符號。

　　好在如今，從上到下解決“三農”問題的一個共識正在逐步形成，即發展農業必須發展非農產業，繁榮農村必須加快城鎮化步伐，富裕農民必須減少農民，總而言之是跳出“三農”看“三農”。

　　從全國一些傳統農區后來居上、超常規發展的成功經驗看，關鍵是加快“四化”，提高“四力”：

　　——加快工業化進程，提高區域產業支撐力。沒有工業化，就不會有城市、城鎮化；沒有城市、城鎮化，就不會有城鄉統籌協調發展；沒有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就不會有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工業化的過程，是各種要素集聚的過程，工業化的水平，代表著區域經濟發展的水平，只有工業突破，才能在全面小康建設中處于有利的競爭地位。

　　——加快城市化進程，提高區域城鎮帶動力。城市是農村的“龍頭”，工業是農業的“龍頭”，市民是農民的“龍頭”。市場經濟條件下，區域經濟的發展主要靠城市來帶動，而城市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帶動作用，關鍵取決于中心城市的規模及其產業支撐力。

　　——加快農業產業化進程，提高區域農民購買力。對于傳統農區而言，“三農”問題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處于特殊重要的地位，可以說，解決“三農”問題，就是解決內需問題，就是解決發展問題。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是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購買力的現實途徑。

　　——加快人的現代化進程，提高區域發展原動力。如果把視野再拓寬一些，縱觀世界銀行排出的世界十大富國，如瑞士、瑞典等國家，基本上都沒有什么自然資源，但他們卻是最富的，因為它的教育水平高，科技水平高。反過來說，世界上最貧困的十個國家，自然資源擁有量非常大，但卻非常窮，因為教育不發達，科技水平低。因此，人的資源永遠都最為寶貴的第一資源，加快人的現代化是發展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