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市近日出臺《關于支持服務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實施細則(試行)》，其中關于“重金鼓勵公務員辭職創業，最高可獲20萬元獎勵”的政策，引起輿論的關注。

　　昨天的《北京青年報》，《獎勵公務員辭職創業貴在觀念創新》一文，作者從對“公務員退出”的補償或“贖買”的角度，分析其合理性：“一是補償公務員當初選擇公務員職業而損失的‘機會成本’——他們中有人如果當初從事其他職業，獲得的‘收益’可能更高；二是補償公務員退出公務員體系而損失的‘機會成本’——他們如果留在公務員體系之內，將繼續獲得穩定而體面的‘收益’；三是公務員自愿退出，客觀上為精簡機構和人員作出了‘犧牲’，理應予以適當補償。給‘公務員退出’補償的數額多少可以商量，獎勵20萬、15萬可能失之于偏高，但補償本身應當是沒有問題的。”

　　文章作者稱這項新政“體現了觀念上的重大創新”，并引述昆明市人事局局長范光華提供的論據：公務員“下海”后，將從間接創造財富轉變為直接創造財富，假如他開辦一個年稅收上萬的公司，提供數十個就業崗位，那么他當老板的價值就比當公務員的價值更高。范局長還算了一筆賬：假設一個人22歲當上公務員，滿20年工齡后辭職創業，獲得20萬獎勵金；如果他不辭職，一直到他退休，政府為他支付工資、福利、保險、退休金等費用，總支出將超過20萬，兩相比較，政府獎勵公務員辭職創業是值得的。作者的結論是：昆明市的這項新政，有利于淡化傳統的“官本位”觀念，強化“政府創造環境，企業創造財富”的原則，有利于在社會上營造更加寬松活躍的創業氛圍，其在觀念上的創新值得肯定。

　　作者是位“青年學者”、“時政專欄作家”。因為是青年，看什么都新鮮，把什么都當成“觀念創新”。在我看來，用納稅人的錢對辭職創業的公務員進行“贖買”，這件事或許固然透著幾分新鮮，但絕對談不上觀念創新。我知道，新中國成立后，搞公私合營，對民族資本家有過“贖買”政策，那是讓他們把企業交出來，給他們一些股份、分紅，羊毛出在羊身上，花的不是納稅人的錢。對公務員來說，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辭退，自己不想干了而辭職創業也可以，這些都與“贖買”不沾邊。

　　一般地說，公務員辭職創業，特別是工作20年的公務員，先天就比其他人創業擁有更多的政府資源。假如納稅人再給他20萬獎勵，這對其他創業者公平嗎？衡量任何新政的好壞，觀念的新舊，一個最基本的標準，就是公平正義。離開或違背公平正義，任你說得天花亂墜，也很難服人。

　　至于什么“機會成本”、“犧牲”云云，更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何以見得“他們中有人如果當初從事其他職業，獲得的‘收益’可能更高”？在我看來，或許他們不當公務員，早已經下崗了，變成40、50人員，未必就“收益”更高。作者給出的三條“贖賣”理由，完全是“想當然耳”。分析任何問題，一定要多考慮“已然”，少談“或然”。

　　應當說，這項新政不利于淡化傳統的“官本位”觀念。僅僅是公務員辭職創業才能享受到20萬獎勵，恰恰說明當公務員就是不一樣。這也難怪現在大學生爭搶公務員崗位，將來改行還有20萬呢。

　　今年9月30日，香港特首曾蔭權宣布了一項新政，成立“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就業檢討委員會”，對首長級公務員離職后擔任外界工作的權利、公眾期望和避免利益沖突各項因素進行平衡。比較昆明、香港的兩項新政，我對香港的新政更感興趣。聯想到我們一些公務員辭職后跑到私企、外企擔任要職，比如說從政府金融監管機構搖身一變成為外資銀行的要員，很難說能夠完全避免利益沖突。這方面，我們的新政還沒有呢，需要趕緊出臺。(蘇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