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里的稻子翻滾著黃澄澄的波浪，村里惟一的一條水泥馬路上不時有汽車來往穿梭。嚴宏昌比以往更忙了，作為30年前“大包干”的18個帶頭人之一，他不時要接待來自全國各地前來參觀、調研、考察的各色人群，還要不時地接受來自全國各地各類媒體記者的采訪。

　　“小崗現正處在十字路口上。”今年60歲的嚴宏昌頗為深沉地說：“我們最擔心土地問題，害怕借著流轉的名義歸大堆。”而他的兒子嚴余山最關心的是小崗如何致富的問題。這個在外面打工辦廠闖蕩了十幾年的小崗新一代說：“必須發展二三產業才能致富。”

　　土地流轉：有突破，有擔心，路還長

　　小崗村的第一次土地流轉發生在2001年，用于建葡萄園。先富裕起來的張家港市長江村為了幫助小崗村，計劃在小崗建設一個工業園，后來由于地處偏僻和基礎太差而未得實施，于是就改種葡萄，目的是給小崗村的產業結構調整做出示范。

　　長江村投資150萬元，派專業人員輔導，建成占地79.5畝的葡萄園，一切都是無償的。需要的就是租小崗農民的地，每畝500元。消息傳出后，上門者絡繹不絕，一晚上就談妥了，本村16戶，鄰村3戶。時任村支部書記的嚴德友說：“那天半夜仍有人來敲我的門，要求轉租。”

　　　2003年，小崗村進行了第二次土地流轉，上海三農公司租用214畝地建了一個養豬場。后來，飼養的大明貢豬在本地沒有價格優勢，拉到上海銷售成本又過高，到2007年效益不好便停止了。現在留下179畝地養豬，并種花卉苗木，辦農家樂。小溪河鎮黨委副書記兼小崗村黨委書記史學亮說，當時上海三農公司從農民手里租地，每畝一次性租金4000元，承包期即為租用期。

　　2006年，小崗村進行了第三次土地流轉，安徽科技學院的大學生在政府的資金支持下到小崗創業，建起了雙孢菇生產大棚，并帶動了一些農民種蘑菇，179個大棚共占小崗及兩個鄰村150畝地，其中小崗村占地約100畝。

　　此外，小崗村農民養殖小龍蝦自發流轉土地20畝。

　　現在外界盛行的說法是“小崗村流轉土地600畝”，但經過本報記者與史學亮、嚴德友等人掐著指頭算，按原小崗村的口徑即共計流轉378.5畝，占原小崗村總耕地1800畝的約21%。

　　2006年，小崗村開始嘗試進行大規模的土地集中流轉，配合上海一家企業建設養殖基地，對此部分媒體認為小崗村是重回大集體。一時輿論紛紛，引起各方關注，村民們也被搞得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泗縣的熟人打電話問我，你們小崗村是不是又回大集體了？人心慌慌的！”嚴宏昌回憶說。在內外雙壓下，小崗村這一次大規模土地流轉終止了。

　　小崗村地處江淮分水嶺，都是丘陵地，土地高低不平，落差三米；地塊小，20畝地分成三四十個地塊，最小一塊地只有2分，戶均土地30塊左右；基本靠天吃飯，三天不下雨就干旱。近幾年雖然進行了土地整理，但土地基礎條件總體很差。土地一直是分散經營。

　　“我們自己不能動地。”安徽省委下派干部、小崗村黨委第一書記沈浩說：“現在的做法是把水、電、路配套搞好，請龍頭企業來租用農民的地。”他認為，村里99%的農戶愿意拿出土地流轉。現在的問題是沒有企業來租，主要原因是基礎太差。“不流轉合作也行，幾十戶連片種植。500畝范圍的幾十戶農民要合作，成立一個合作社，要統一種植、統一管理、統一銷售，這樣能減少成本，提高效益。分散種的小麥比大面積種的小麥價格上少一毛錢。”他強調：“合作就是一種統，統不等于過去的集體經營。”

　　“小崗進行的流轉是土地制度上的第二次創新。”鳳陽縣縣長范迪軍說：“流轉肯定不是私有化，但也不是過去那樣收歸集體。”他一再強調，現在進行的流轉是土地合作，是在堅持農民自愿、有償、依法的原則下進行的。這位擁有南京大學管理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經營學博士后頭銜的學者型官員侃侃而談：如果說，30年前的大包干是因為生產關系超前于生產力，那么現在的流轉就是改變落后的生產關系以適應生產力的發展，把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關系組織成生產合作社，進行現代農業所需要的規模生產，達到規模效益，這樣才是走市場經濟的路。

　　“對流轉，我還是有些擔心。”在村委主任的辦公室，嚴宏昌當著另一個大包干帶頭人嚴俊昌的面對記者說：“這土地，轉手三四道后，就說不清是誰的了！想要回來，打官司都打不贏。流轉，聽起來是流出去轉出去，還是用租賃這個說法好。”

　　范迪軍理解農民的擔心，“作為地方政府，我們也很謹慎，政府擔心引發矛盾。誰來流轉，流轉以后會不會造成土地流失，會不會演變產生大量的流民、難民，這些都需要在政策、制度上明確。”他說：“流轉還容易引發各種矛盾，這還需要法律的保證。”

　　“現在大部分是鎮村政府主導的流轉，有的是企業去農村找流轉。大規模的土地流轉并未出現。”范迪軍坦言。

　　原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曾多年擔任滁州市(地)委書記的陸子修說：“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這個問題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