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董玉飛“再堅強一點”,他將享受到北川震后的首個雙休日

    但如果雙休日能解決問題,或許這個漢子也不會結束自己生命

    震后5個月發生了什么,是怎么樣的壓力竟比8級地震更奪命

　　三尺紅布釘在門楣上方,隨風無聲飄動。據稱為了辟邪。

　　四川安縣老縣城安昌鎮,安州大道中段,一棟裝修粗陋的二層民房。二樓有套兩室一廳,曾是北川縣農辦的辦公、住宿兩用房,后來成為宿舍。這是一個縮影,絕大多數北川干部在類似條件下生活、工作,艱苦、壓力大,且要承擔與家人分居之苦。

　　10月3日下午,北川農辦、救災辦主任董玉飛在此,用一根細棉繩結束自己40歲的生命。現場留有遺書,較為核心的一句話是“工作、生活壓力實在太大”。

　　10月8日,全國抗震救災總結表彰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同時,這起四川災后首例政府官員輕生案現諸媒體。

　　10月11-12日,北川干部迎來震后首個雙休日。

　　當我們迎著陽光,帶著周末遺留的一點點慵懶開始新一周的工作時,不禁感慨,在遙遠的北川,董玉飛終于還是等不到這個雙休日。然而雙休日能否承受地震災區干部的心理之重?我們追尋一個災區干部自殺的前后細節,試圖追問,是什么樣的壓力比8級地震更甚,以至于能擊倒一個英雄干部,而怎么樣才能解除像堰塞湖般高懸的心理陰影……

　  遺書透露壓力太大

　　40歲的女房東茍興碧當然記得那個可怕的下午。

　　“4點鐘,我在外面工地做小工,就被人叫回家,說死了人。回來一看,家里擠滿人,30多個,還有警察。”她根本沒想到,死者會是董主任,“高高大大,好開朗、好和氣的一個人”。

　　自殺時間大約在下午3點多,最早發現者是董的愛人李曌。當天中午,李曌接到董的來電,叫她前往宿舍送衣服。下午3點半左右,李曌趕到,可叫不開門,打手機也只聽見二樓手機在響卻沒人接聽。

　　李曌慌了,來到不遠處的現北川農辦辦公室,找到董玉飛的同事劉豐(化名)。他們一起把木梯架在凳子上,正好夠著二樓房間窗戶。李曌先爬進去,當場哭得稀里嘩啦。劉跟著爬入,發現董已經不行了,“倒在地上,沒氣了,但體溫還有”。劉試圖對董進行人工呼吸,但搶救無效。

　　董玉飛是繩套床柱睡在床吊死的。后來,坊間有其“利刃抹喉”的說法,顯然是警方對案情格外保密,外界誤傳所致。

　　自盡現場,電磁爐上已熬好一副中藥,余溫尚在。10天前董被查出患有前列腺炎。書桌上,一疊報紙壓著一紙遺書。劉豐往遺書匆匆一瞥,記得是交代他弟弟董卓鍇的:“工作、生活壓力實在太大!”“我已經年過四十”,“弟弟你要像對待親姐姐一樣照顧好嫂子”,“我不孝,跪拜父母、岳父母”。

　　弟弟董卓鍇是北川縣白什鄉鄉長,在地震中失去妻兒。他聽聞噩耗,從白什鄉趕來時已是深夜。他對記者說,遺書主要表達了哥哥生前的繁重工作和失去愛子后的悲痛。

　　警方向記者透露,董玉飛去世當天即介入調查,確定為自殺身亡,不過,“遺書內容不方便告知”。但無論何種說法,遺書核心內容很一致:“工作、生活壓力實在太大!”

　　10月5日,北川方面在桑棗鎮給董玉飛舉行一個簡單的送行儀式。上百干部、群眾自發前往,無人不動容,無人不落淚。

　　玉飛的辦公桌仍未清理,上面依序擺放藍色文件夾、文具、通訊錄、10厘米厚的工作材料。最后的工作印跡,是最上面的10月3日、第57期的《重建專報(農房)》,上載建設進度,“需恢復重建永久性住房37827戶。今日開工1戶,累計開工10025戶；累計已完工1393戶”；以及問題反映,“交通不暢,建材運輸困難,農房重建工作進展緩慢”。

　　盡力將喪子之痛隱藏在一個省略號里,但終于放聲痛哭

　　董玉飛之死,由地震而起,這是眾人一致的看法。

　　然而,在驚魂未定的眾人口中,董玉飛地震喪子的細節卻難以盡述。大災突至,大家都在承受每一份切身之痛,清晰重放一些記憶的同時,另一些記憶又變得模糊不清。

　　大家只記得基本事實:董玉飛在地震中失去了兒子、侄兒、弟媳。

　　地震發生瞬間,北川農業局大樓一樓整體墜入地下,二樓變成一樓。彼時,董玉飛正在二樓辦公,乃得以連滾帶爬逃出。他的第一反應,是轉身尋找幸存職工,并動員職工搶救其他人。

　　震后,根據北川縣委、縣政府的要求,所有機關干部都寫了“抗震救災24小時紀實”。董玉飛生前提交給縣委組織部的紀實手稿,僅短短一頁A4紙,講述了他從地震發生前約1小時,到6月12日整整1個月的工作記錄。紀實中,董玉飛在農業局大院內,將一名婦女和小孩帶出,將同事的妻子背到縣委草坪……

　　董玉飛只字未提兒子。但紙上唯一的省略號,卻讓人看出他內心難掩的傷痛。省略號出現在這樣一句話中:“有人告訴我,曲山東校(原文為”小“)區救出學生……”曲山小學東校區,是兒子董壯上學的地方。

　　較多的細節,只能在今年第16期的《農村工作通訊》上找到,文章標題是《一定要打贏這場戰爭———記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縣農業局局長董玉飛》:

　　14日下午,在縣城連續搜救幸存人員兩天后,疲憊的董玉飛昏昏欲睡,恍惚中他似乎看見愛子在和自己嬉戲。猛地,他回過神來,想起自己心愛的兒子和親人還埋在廢墟中,立刻跑去尋找。他想要盡到一個做父親和大哥的責任。在曲山小學東校區廢墟處,董玉飛不停地呼喊著愛子的名字:“董壯、董壯……”他發瘋似的在教學樓廢墟殘骸中挖扒,終于在教學樓樓梯處,找到了自己兒子。但為時已晚,兒子已經停止了呼吸,董玉飛抱著兒子的遺體,悲痛萬分,他仰天痛哭,不停地重復著:“兒子,爸爸對不起你、爸爸對不起你……”而董玉飛被埋在縣政府辦公樓的弟媳和上幼兒園的侄兒,則始終不見蹤影。

　　有人把喪子之痛與董玉飛所患的前列腺炎聯系起來,猜測董玉飛或許擔心病情影響生育能力,破滅了再要孩子的希望。但這種猜測再也得不到證實。

　　北川縣委宣傳部給記者出具一份通稿說:“地震之后,董玉飛經常談及兒子,總覺得對不起兒子,不愿承認兒子遇難這個事實,為此常常是淚流滿面,失聲痛哭”,“地震發生后因組織人員開展救援,沒時間去救自己的兒子,兩天后才去把他兒子的遺體找到,因此內心很愧疚”,“他聽曲山小學生還的學生說,在地震發生時,他的兒子已經跑出來了,可又沖進去救其他學生時遇難了,他和兒子的感情特別的深,他心里很痛苦”,“他弟弟董卓鍇的愛人和小孩也在地震遇難。因此地震之后長時間始終處于痛失愛子和痛失親人的陰影里,不能自拔”。

　　事后統計,在董玉飛帶領之下,農業局職工共從廢墟中救出、轉移受災人員120余名。震后72小時最佳救援時間里,他一直奔走在救人一線。

　　然而,在10月3日,在邁向死亡的最后一刻,這個英雄干部終于不能把自己從心理崩潰的邊緣拯救回來……

　　替人療傷的“北川病人”

　　從地震到自殺,作為災區干部的董玉飛處于什么樣的狀態,輕生的念頭如何一步步積攢,最后“震”垮這個壯年漢子?

　　地震給北川農業局帶來重創,全局45名干部職工,11人遇難或受重傷。可救災工作仍要開展。

　　作為局長,董的工作職責包括:安頓本單位職工,統計全縣農業受災情況,指揮完成夏收等工作,對口幫助貫嶺鄉群眾的安置和重建工作。雖然北川人員傷亡,“雙搶”(搶種搶收)工作棘手,但經他統籌,到5月底,北川已組織搶收小春作物6.63萬畝,安排補種大春作物6.3萬畝。

　　需安置的災民太多,不少工作人員家里也有傷亡,干部群眾情緒極不穩定,董玉飛此刻要壓抑自己的內心波動,做好勸解和疏導工作。

　　“為了排解別人的不佳情緒,自己往往會受到壓抑、感染。久而久之,心理內傷也會淤積。”一名曾與董玉飛一道參加過救災疏導的干部對記者說。

　　工作、生活條件也極其簡陋和動蕩。

　　由于北川新縣城選址一直待定,北川縣委、縣政府的駐地在災后數易其址。從最初北川中學附近的帳篷,遷至北川擂鼓鎮的帳篷。期間,還曾在安昌鎮天龍賓館的大堂設立臨時辦事處。縣里的各委、辦、局則擠在旁邊的一間火鍋店里,甚至“三個單位合用一個桌子”。后來化整為零。縣級61個單位分散租用安昌鎮的民房作為辦公地兼集體宿舍。

　　縣農業局租下安縣電力公司隔壁一小巷深處的民房,上下兩套兩室一廳,39名干部辦公休息、吃喝拉撒全部在此。行軍床并列,可以想見呼嚕聲相聞。辦公桌就在枕邊,文件堆積如山。

　　但這沒什么可挑剔的,其他單位的情形也相差無幾。董玉飛兩口子還算幸運,作為雙職工還能在一起。而幸存的北川干部中,有近400人遭遇喪偶之痛。即使夫妻都在,大部分人也被迫過著分居生活。

　　面對艱巨的重建工作,農辦是個累人口子,有干部評價其為“事情不少,經費不多”。

　　只要與農口沾邊的事,都由農辦統籌。“比農業局的工作寬得多,農、林、牧、副、漁、氣象、供銷社,不少口子可以歸進來。光一個農房建設就難得不得了,省里把擂鼓鎮設為農房建設試點鎮,事情就多了。除了下鄉檢查、調度,還要寫匯報材料,日報每日一報、簡報每周二期。上面有文件,要寫貫徹實施意見。上級來檢查,要加班寫匯報,設計有文有圖的展板。動不動就熬夜,累得很。”一名知情干部透露。

　　“我每天要匯總農戶受災情況,制成60多份專報材料交給縣領導,一天也拖不得。”一名農辦干部反映。“有時候我跟董主任下鄉,忙到三四點還沒有吃午飯……”另一同事回憶。

　　5月震后,北川干部無雙休。6月,北川出臺規定,原則上每周六可以休息。但這個規定執行起來并不容易。8月至9月,北川再次出臺規定,要求各部門人員強制輪休一周,但仍是部分休息、部分未休。

　　地震中,北川有466名干部遇難,占震前干部總數的23%,但震后面臨的工作量卻數倍于震前。

　　北川抗震救災指揮部成立的第二天,就發布通知,規定實行嚴格的考勤制度,早上7時30分上班；實行輪休制,所有崗位每天必須有人在崗；實行請銷假制度,請假必須到人力資源調度組備案；對不服從安排的,嚴肅處理。

　　幾天后,指揮部又發布通知,進一步要求每個干部必須實行每日報告制度。“抗震救災像打仗,需要戰時紀律。全國人民都在無私支援災區,災區干部豈可偷閑?”

　　對于休息制度,北川縣委有關領導也坦陳“確實做不到全面覆蓋”。

　　作為農辦主任,董玉飛工作連軸轉當然是家常便飯。連房東茍興碧都發現,“經常我們睡了,他才回來。有時晚上11點,有時凌晨1點”。同事反映,董生前也曾表示自己身心疲憊。

　　今年國慶,本是災后的第一個長假。可縣里提出要求:中央、省、市援派的干部國慶節原則上可以回家,本地的干部原則上就不要休息了。

　　從英雄到輕生,心病之猛猝不及防

　　9月中旬,董玉飛在一次體檢中,查出患有前列腺炎。

　　9月24日,北川突降特大雷暴雨,引發大面積泥石流大災。

　　3個多月的重建成果,一下子蕩然無存。董玉飛主抓的農口工作遭遇重挫。

　　24日,幾乎與大災同時,董玉飛住進綿陽四零四醫院。同事曾國和的手機里還留有董玉飛于26日回復的短信:“謝謝關心。主要是心情問題,身體都是些小毛病,無大問題,這段時間你們辛苦了!”

　　但董玉飛從沒放棄關心工作。“即使是農辦普通干部,那時一天也要打100多個工作電話。他不可能不急”。

　　北川縣委辦劉開曙主任給記者看董玉飛發來的手機短信。一則發于9月22日8時,“劉主任,我因事已向王縣長請假,工作上的事你直接和唐主任研究,我給他說了的。”一則發于9月29日18時,“國慶不放假,你們可否排班輪休,要我回來請說一聲,該安排慰問的請直接辦理。”

　　10月3日,董玉飛病未痊愈,拎著兩副中藥和一些西藥,從綿陽趕回安昌鎮。

　　“董主任出事那天上午還回了一趟辦公室拿工作報表,沒看出有什么異常的地方”,董的一位女下屬說。

　　曾國和是最后見到董玉飛的同事,也同樣沒感覺異常。

　　大約10時,曾國和在辦公室打電話,見到許久不見的董玉飛出現在門口,就揮手致意。董報以微笑,同樣揮了一下手。曾很快打完電話,追出門去,但董的背影已消失不見。“董主任那個微笑,絕對是燦爛的。”曾回憶。

　　李曌也根本沒想到,當她按丈夫要求從綿陽送來衣服,從此竟是陰陽兩隔!

　　記者遍訪董玉飛生前熟人,數十人竟無一認為他的去世有預兆。有人甚至堅持認為,災后,董“很樂觀,重燃了對未來的美好希望”。例子是董玉飛開始戒酒,想重新生個小寶寶。

　　北川宣傳部的情況說明中,“據董玉飛的家屬講,他生前患有抑郁癥”。

　　但董玉飛最終還是倒下了。有人唏噓慨嘆:“8級強震沒有震垮他,痛失愛子的打擊沒有擊垮他,渾身是傷在廢墟中日夜搶險救人沒有拖垮他,一根細細的棉繩永遠地帶走了他”。

　　災區干部需要的不僅僅是雙休日

　　10月10日,世界精神衛生日。北川縣委書記陳興春、縣長經大忠首次以主要領導的身份直面董玉飛自殺事件,談到大災之后自己、干部和百姓如何減壓、療傷的問題。

　　同日,北川縣委辦、縣政府辦發出100來字的《關于調整作息時間的通知》,“為了保護干部職工的身心健康,進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從即日開始,北川實行正常雙休日和新的作息時間,即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2:00-5:30為正常上班時間。

　　但是,眾多北川干部乃至地震災區干部需要的,不僅僅是雙休日。

　　此前的10月8日,北川縣委組織部負責人介紹,正在制定針對全縣基層干部的異地輪訓計劃,加強對一線災區干部的心理干預及輔導,在地震中失去子女和同時失去配偶子女的干部是輪訓的主要對象。該負責人說,將出臺的規定并非因董玉飛事件而起,而是對前期相關規定的提升、完善與充實。災后重建期間,撫慰、關愛、解決特殊困難等也在同步進行。像北川縣委組織部,已按照縣委要求,先后組織人員,對820余戶家屬遇難的干部職工及遇難干部職工的家屬進行了走訪、慰問。

　　北川官方并不避諱,地震對干部打擊很大。經大忠稱,打擊不僅表現在董玉飛身上,很多干部都有不同程度的心理問題。經大忠也有數位親人在地震中喪生。

　　不可忽視的還有物質關懷。在某種程度上,這甚至是精神關懷的基礎。

　　9月23日,四川副省長黃小祥表示,“目前各級財政、對口援建、社會捐贈和一些特殊的支持,加起來能夠提供的重建資本大約占所需的不及25%”。并且,隨著災區關注熱潮漸退,災區干部遭受的壓力相應加大,這是不爭的事實。

　　北川農業局反映:震后,該局接受募捐資金僅為21.5萬元,目前沒有明確援建單位,也無任何援建款物。原有的3輛下鄉汽車,地震毀掉2輛,剩下1輛難以開展工作。“更不要說干部住宿、辦公條件極差了”。

　　冬天轉眼就到,北川人要添置冬衣了。即便是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王建身上的厚衣服也僅有一件茄克衫,而且是別人給的。在北川,一個科員一個月的收入約為1000—1300元,科級干部約為1300—1700元。但他們卻要承擔“租房、照顧小孩在綿陽讀書”等種種生活壓力。本來,按照相關規定,北川公務員可以獲得一筆公務員綜合補貼,也因地方財政不足而無法到位。

　　新縣城選址是個極為迫切的問題。這個都沒確定,工作、生活很不安心,干部職工的住房重建計劃也根本排不上日程。有人向記者反映:“聽說國家有文件,每個干部可以補2.5萬元,還沒到手,省、市好像還沒動靜。我們什么時候能住進自己的家?”

　　北川縣委組織部透露,關愛干部的方案中,也將包括改善干部待遇。

　　從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等無數地震中,世界心理學界總結出一條鐵律:地震發生,受災幸存者焦慮之后是抑郁,嚴重抑郁的結果是漠視生命。半年之后,是特別需要關注的節點。

　　對災區廣大干部職工來說,心理問題也許才以一個個別、極端的事例凸現。這不能不引起全社會的關注。

　　董玉飛最后的人生軌跡

　　5月

　　5月12日大地震發生后。董玉飛馬上尋找幸存的職工。在他的帶領下,農業局的職工先后從廢墟中救出和轉移受災人員120余名。之后的72小時最佳救援時間里,董玉飛奮戰在救災第一線。

　　5月14日下午,董玉飛在曲山小學東校區教學樓廢墟的樓梯處找到了年僅12歲兒子的遺體。住在縣城的弟媳、侄兒也同樣葬身于垮塌的房屋之下。

　　6月

　　6月30日,董玉飛被綿陽市評為“抗震救災先進個人”。

　　7月

　　7月1日,國家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農業部聯合表彰授予董玉飛“農業系統抗震救災英雄”稱號。同月,董玉飛調任縣委農辦主任。隨后不久,兼任北川縣農房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8月

　　8月,原來酒量“相當不錯”的董玉飛開始戒酒,滴酒不沾。有親近的同事得知,董玉飛已籌劃再要一個孩子。

　　9月

　　9月下旬,董玉飛因查出前列腺炎住院治療。9月24日,暴雨引發的洪澇災害和泥石流讓北川雪上加霜,董玉飛主抓的農房建設工作遭遇重挫。9月29日,董玉飛離開醫院。

　　10月

　　10月3日上午,董玉飛最后一次上班。同日下午,以繩索自盡。(統籌胡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