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下來的人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逾關那畔行，夜深千帳燈；風一更，雪一更，聒碎鄉(xiāng)心夢不成，故園無此聲。”北川縣進修學校校長徐正富，在心理志愿者給帳篷學校教師做心理疏導的材料上，將納蘭性德的《長相思》印上去，“這首詞幾乎就是為北川人寫的。”

　　悲傷之外，失眠、焦慮、易怒，這些心理學教材上的地震后遺癥，也開始不同程度地顯現。

　　“你經歷過地震，就會明白我為什么睡不著了。這就像吃感冒藥后打瞌睡一樣，是一種自然反應。”趙川如此描述失眠對自己的困擾。徐正富，這位“從死人堆里爬出來，連家都沒有了”的人，則承認自己“總是發(fā)無名火，急起來甚至不把領導放在眼里”。

　　根據震后一直在北川災區(qū)蹲點研究的，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站史占彪博士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數據，北川擂鼓鎮(zhèn)和曲山鎮(zhèn)1600多名城鄉(xiāng)居民群體中，56.7%的人喪親，PTSD(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發(fā)病率達到14.7%，抑郁癥發(fā)病率10.2%。徐正富估計，這兩個數字在公務員群體中要更高。而抑郁癥，正是北川縣政府關于董玉飛事件的《情況說明》中披露的、可能的死亡原因之一。

　　縣政府搬到安昌后，北川公務員過起群體生活。董玉飛任職十多年的縣農業(yè)局，在一條小巷里租用一幢200多平米的房間，安排40人辦公和居住。近在咫尺，“連夫妻生活都沒法過，”董的一位前同事抱怨說。

　　“地震把整個北川的系統給打亂了，”徐正富總結說。從5月12日到現在，忙碌的趙川只探望過一次住在關內堰塞湖之上的父母。那次還是自己到家附近出差調研，將父母從家中叫到大街上才得以見面。

　　在北川的公務員群體及其家屬搬到僅有2萬人口的安昌鎮(zhèn)，物價水漲船高，房租平均升幅達到4倍以上，“買衣服比北京的西單還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在采訪中發(fā)現，很多官員的外套都是朋友捐贈的。

　　另一方面，北川公務員的工資卻很低，董玉飛這個級別的干部，工資1381元。其他災區(qū)公務員都能領津貼，在北川卻一直沒有發(fā)下來，包括趙川在內，北川很多公務員的一個現實困境是，買房時欠下的近10萬元的銀行貸款。

　　對于每天直接面對災民的基層干部而言，災情統計、發(fā)放補助、維護治安，以及板房建設帶來的占地、拆房、遷墳等問題，其中任何一個都足以讓人焦頭爛額，而因為自己是公務員，根據規(guī)定，不能領取救濟物資和救濟款，這讓本來工資就不高的他們覺得自己“還不如災民”。擂鼓鎮(zhèn)鎮(zhèn)長袁家貴說，在擂鼓鎮(zhèn)，他的很多部下要求調走或辭職。

　　或許是看到了潛在的問題，北川縣政府曾在8、9月份實行強制輪休，實際上又無法執(zhí)行。在董玉飛去世后的10月10日，北川縣委下發(fā)《關于調整作息時間的通知》，宣布實行正常雙休日。

　　8月1日，趙川在成都參加會議，從與會的高校心理學教授那里知道，無論是唐山大地震、伊朗大地震或是印度洋海嘯，半年后都是一個自殺高發(fā)期。教授們提到的自殺的“蝴蝶效應”讓他印象深刻。

　　談及董玉飛之死對北川官員的心理產生的影響，趙川說，這讓很多心情稍稍平靜的人，又回想起傷心往事。他希望這不會是死亡之蝶在揮動翅膀。 ★

　　(感謝中新社記者肖青對采訪提供幫助，文中“趙川”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