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小權大缺少監督

　　提示

　　村官是“從事公務”的人員，但不是公務員，故而紀委的紀律之杖夠不著；村官是一級組織的“干部”，但不是我國行政意義上的“黨政干部”，故而“監察”的規矩之箍套不上。

　　究竟是什么使得這些村官如此膽大妄為？

　　“村委會權力太大。”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焦洪昌告訴記者，按照法律規定，村民自治主要權利應當體現在村民代表大會或村民大會，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了8個方面的事項應該由村民會議決策，但實際上這種民主決策權并沒有落實到村民會議中，村民自治變成了村委會自治，這就使腐敗有了潛在的可能。

　　而權力之手最容易伸向金錢，尤其是在村級財務管理混亂時。有專業人士曾這樣歸納：有的村，村支書簽批，村主任也簽批，造成財務管理混亂失控；有的村，會計、出納不分設，讓一人兼任，更有甚者，村會計、村主任和村支書有一定的親緣關系，錢賬不分，白條坐收坐支，缺乏制約；個別從事財務的人員不懂會計業務，不堅持原則，惟村支書和村主任的命令是從。這些都為村干部腐敗打開了方便之門。

　　“公開村務、公開賬目對防止村干部腐敗有好處。”張成富對記者說，可是村干部如果不公開賬目，農民也沒啥好辦法。

　　因為看不到賬目，一些村民代表根本就不清楚財務家底，所謂的村民監督小組也就形同虛設。“公示墻”、“明白紙”，在農民心里也就變成了“糊弄墻”、“糊涂紙”。

　　記者了解到，雖然村務公開、政務公開已經搞了好多年，各地也出現了許多好的做法，如村級財務實行定期公開，村里重大項目或開支由村民理財小組商量討論，村級財務實行“雙代管”等，但有些地方或單位只是走過場、搞形式。

　　“村干部違法違紀問題的背景和成因十分復雜，但主要與村里的民主氛圍、村務公開透明程度密切相關。”張虎林說。

　　有人指出，上級部門監督不到位是另一個原因。由于政務繁忙，人手不足，一些地方對村干部腐敗案件，持“民不舉，官不究”的態度。有關部門對于村干部的管理，也是按職能分工各管一段，缺乏協調機制。一些鄉鎮干部反映，村民委員會是一個自治組織，鄉鎮與村委會不是領導關系，鄉政府對村干部不好監管。他們感嘆：“老辦法不頂用，新辦法不會用，軟辦法不管用，硬辦法不敢用。”

　　專家對此做了更深層的分析：村官是“從事公務”的人員，但不是公務員，故而紀委的紀律之杖夠不著；村官是一級組織的“干部”，但不是我國行政意義上的“黨政干部”，故而“監察”的規矩之箍套不上，連被監督的份兒都沒有。

　　其實，法律賦予了農民監督村干部的權利，那么，他們又能起到多大的監督作用呢？

　　“只要不太過分，我們一般也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張成富說，就算去告狀，如果告不贏，可能還會被刁難，“有那功夫，還不如多花點精力在田里，多收點糧食呢。”

　　專家指出，大多數村民自治意識和觀念相對淡漠，再加上一些地方沒有對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進行有效的宣傳，致使許多村民不懂該法，難以組織起來集體監督村干部的日常工作。因此，大多數村民也難以發現村干部的越軌行為，即使發現了也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懲處不力法律難落實

　　提示

　　實際上，關于懲治和預防農村腐敗問題，現有的法律、法規的規定已經有很多。問題在于，農村腐敗問題情況復雜，涉及到諸多復雜因素，加上制度界定腐敗現象的成本很大，所以，懲治不力和預防無效的現象也是存在的。

　　除了預防不到位外，發現問題后的懲處似乎也不容樂觀。

　　某市一位紀委常委、監督室主任曾向媒體表示，目前，個別鄉鎮認為抓黨風廉政建設是軟指標，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而且“現有的某些制度規定，也不能從實際出發，而是照搬照抄，真正能夠發揮作用的很少，更談不上實施責任追究”。

　　還有的鄉鎮領導認為基層工作難度大，特別是農村干部出點問題在所難免，怕查了案子傷了感情，影響工作積極性，于是能捂則捂；有的把查案和穩定對立起來，怕查了案子亂了班子，于是能拖則拖；有的不愿查案，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態度。

　　“實際上，關于懲治和預防農村腐敗問題，現有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已經有很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告訴記者，首先有關懲治和預防腐敗的黨內文件都有明確規定；其次是國家刑法對于各種腐敗現象有明確的法律制裁措施；另外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土地管理法對于農村腐敗問題都設定了相關條款加以防范，包括群眾監督、村務公開、政務公開等等。

　　“應當說，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并不缺少法律上的依據，問題是農村腐敗問題情況復雜，涉及到諸多復雜因素，加上制度界定腐敗現象的成本很大，所以，懲治不力和預防無效的現象也是存在的。”莫紀宏說，“因此，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工作關鍵是要真抓實干，要獲得群眾支持，同時要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專門處理這一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