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大案責任追究的不徹底及集體腐敗現象的不斷涌現，催生了將懲治集體腐敗寫入刑法這一提議。而實踐中，司法機關在審理集體腐敗案件時，并不是將群體作為犯罪主體來對待，導致將集體腐敗提升為法律概念或納入刑法在實踐中很難操作

　　責任追究是一項對于重大事故或事件進行責任追查的制度，包括責任追究和責任后果的承擔(懲治)這兩個環節。這一制度早已有之，但是嚴格意義上的問責制度(即不僅包括懲治，而且包括問責程序在內的制度)的建立，則是在“非典”之后。

　　問責制度在實踐中的不完善催生將集體腐敗寫入刑法的提議

　　其實，在實踐中，責任追究制度執行的并不徹底。對于落馬官員的貪腐行為，或重大決策錯誤，或重大事故、事件的發生，責任追究往往到直接責任人那里便止步，至于“誰提拔的”，“誰考察(考核)的”，“誰投贊成票的”，“誰監督的”，“為什么沒有及時發現(阻止)”，“為什么沒有人反對”等疑問沒有人提出，也不追究。所以，在一個地區或同級崗位的官員連續落馬也就具有了某種必然性。如2006年9月湖南郴州發生原市委書記李大倫等“群蛀”案，該案涉及包括市長、市委宣傳部長等幾十名官員，及當地政界商界158人。2008年4月郴州市原紀委書記曾錦春落馬，他因9年斂財6800萬元而成為“中國第一貪紀委書記”。又如綏化地委書記趙洪彥在位時賣官，在他調到省里擔任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和省人事廳廳長后，馬德接替其位效仿之，之后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對大案責任追究的不徹底及集體腐敗現象的不斷涌現，為人們揭示出了問題的嚴重性。集體腐敗具有組織性、預謀性、多樣性、欺騙性、復雜性的特點。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一系列案件的發生令人驚嘆，催生了將懲治集體腐敗寫入刑法這一提議的出現。

　　將集體腐敗提升為法律概念或納入刑法在實踐中很難操作

　　在群體性的牟利活動中，看起來公權力的運作不是單純為個人牟利，但是事實上，在群體聯合作案的情況下，群體獲得的利益最后總是能分攤到其中每一位個體成員，個體因在組織中發揮的作用而最終分享到組織“贏利”的一湯半勺。就在散兵狀態中作案的個體而言，雖然他沒有加入團伙或依靠集體的力量，而只是單槍匹馬地悄悄地在某一領域獲利，但是他卻因整個群體腐敗所烘托的風氣而獲得了一種安全作案的環境；他可能并未卷入某一案件之中，卻很可能在清查這一案件時被牽連出。所謂“拔出蘿卜帶出泥”的含義之一即是指此情景。

　　“泥”的不斷出現，特別是“前腐后繼”現象不斷，造成某個地區或部門腐敗現象“頗為嚴重”的視覺。它不僅表明該領域權力制約機制的嚴重失缺，而且意味著該領域內腐敗機制的形成。因此，徹底清除腐敗機制，就成為消除“群蛀”現象和“前腐后繼”現象的價值取向。

　　集體腐敗行為的后果損害了公共利益，置身于腐敗群體中的成員必須為之付出代價。現實中，對于“法人犯罪”的懲治往往以對法人代表的處罰為結果，由于法律上的懲治最終總是落實到具體的個體，實踐中司法機關在審理集體腐敗案件時，并不是將群體作為犯罪主體來對待，而是分別審理其中所聚合的不同案件，或根據團伙案中每個個體于其中扮演的角色或起的作用進行處罰。正是這樣，欲將集體腐敗提升為法律概念，或納入刑法，在實踐中很難操作。

　　“群蛀”現象不斷發生，“一查到底，窮追不舍”精神成為問責制度真正發揮作用的關鍵

　　反腐實踐表明，集體腐敗現象總是發生在宗派圈子、裙帶關系和官商勾結中。在各種權力的層層袒護下，已有的任何監督制度都難以發揮作用。于是，盡管個人品質不好，或有種種腐敗跡象的顯露，盡管有群眾的不斷舉報，或許多惡行劣跡甚至已成為社會的公開秘密，其傳聞在民間不脛而走，也無濟于事，此時即便存在著各種監督制度，也顯得乏力。“群蛀”現象暴露出我們某些管理制度本身的漏洞、用人制度的缺陷和日常監督制度的乏力。所以，現在更為重要的不是還要制定多少監督制度，而是應對這些年的用人制度和監督制度進行深刻的反思，提高諸如社保基金之類財產管理的透明度，并使日常的監督制度真正地運作起來。

　　責任懲治力度的不足和不均影響了懲治的效果。以往，當案件發生后，主政官員們拋出一句“集體決定”后便把該負的責任推得一干二凈，以致失誤竟然成了負責。正是因為責任追究制度的缺位和執行不力，那些失誤的決策才能夠出臺，集體腐敗的現象也才會發生。某些導致多人甚至上百人死亡的事故、事件，最后直接責任人沒有受到法律的嚴厲懲治，或只受到較輕的法律追究，如“克拉瑪依大火事件”、“密云踩踏事件”、“程維高腐敗案”等。因此，責任追究的過程應規范有序，有一整套追究程序可以執行。還應該建立說理機制，給被追究者有說明情況和為己辯護的機會，這不僅有助于查清問題，使責任人心服口服，而且有利于發現隱藏得較深的問題。

　　同時，責任懲治應嚴厲。對于違法和犯罪者決不可以黨紀代替政紀和司法判決。“官當抵罪”是中國封建社會法制的特有現象，現代中國的法治應嚴格做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憲法等法律之上的特權。目前對于腐敗犯罪者的懲治并未始終體現“嚴”，對于某些腐敗犯罪官員的懲治給人以“網開一面”之感覺。“死緩”判決出現頻率偏高自然有其深刻意味，它除了表示對積極退還贓款減輕國家財產損失和“有重大立功表現”人員的“從輕”原則外，還表現出我國刑法將向“廢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過渡的趨向。然而，實踐中，從死緩—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減刑或保外就醫——“出獄后東山再起”的服刑前后歷程，雖然體現了刑法學上“社會復歸論”的精神，但是也使得“嚴懲”成為一句空話。 (林 喆)

　　(作者為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博導)

　　延伸閱讀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部分“集體腐敗”典型案例

　　1993年福建閩江工程局特大賄賂窩案：涉及局黨委書記、局長，4名副局長等7名廳級干部和19名處級干部等閩江工程局46名干部(其中黨員29人)，省及一些地市的銀行、城建等經濟管理部門工作人員和一批包工頭。全案查出的違法違紀金額達336萬元，其中1萬元至10萬元的16人，10萬元至100萬元的6人，100萬元以上的1人。

　　1995年陳希同、王寶森貪污、玩忽職守案：涉及時任北京市委書記、副市長、市房改辦主任、市政府秘書長、市人大副主任、市政協副主席、縣委書記及一些秘書和高干子弟等。該年北京市紀委直接立案31件，涉及正局級干部6人、副局級干部10人。

　　2000年廈門遠華特大走私案：經群眾舉報后查處發現，遠華集團走私貨物價值人民幣530億元，偷逃稅款人民幣300億元。首批25起案件一審公開審判，14人被判處死刑，其中有4名是廳級干部；有12人被判處無期徒刑，其中有2人是廳級干部；其余58人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5名黨員受到黨紀政紀處理。

　　2003年黑龍江省綏化市馬德賣官案：涉案官員除國土資源部部長、省政協主席、省環保局局長等外，涉及綏化市下轄10個縣市的眾多處級以上干部，多達265名，僅綏化市各部門一把手就有50多人。

　　2006年上海社保案：涉及市委書記陳良宇、社保局局長、寶山區區長、國企董事長等政界、商界幾十人，涉案金額高達30多億元。

　　2006年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吳振漢受賄案：湖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人員在拍賣商業城整樓中爭利受賄，案件涉及省高院院長、政治部副主任、副庭長、副局長及長沙中院副院長(買官)、家屬等十多人。

　　(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