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七)》(草案)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法定刑從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這一修改，將明顯加大對這一犯罪的懲處力度，在法定刑上縮小與貪污受賄犯罪的法定刑差距，但在量刑上又可與貪污賄賂犯罪有所差別。這一修改意味著中國權力機關正欲通過完善相關刑法規定，進一步加大反腐敗的力度。

　　作為刑法學者，筆者看到這則消息，既高興稱快又倍感沉重。平心而論，黨早就開始高度重視官員的腐敗問題，已將懲治腐敗、預防腐敗問題提高到關系到亡黨亡國的高度加以對待。該嚴懲的已嚴懲，該判處死刑的也觸及到像成克杰、胡長清、王懷忠、鄭筱萸這層次的高官。但是目前的腐敗問題依然十分嚴重。為什么在中國政府的嚴打高壓狀態下，腐敗現象仍勢頭不減?這迫使我們要向這些腐敗現象的深層去思考其形成的原因所在。其實抓也好，殺也好，不過都是治標而已，我們能否及時地向治本的方向轉移呢?明朝的朱元璋懲治貪官夠狠的了，甚至動用“剝皮實草”等酷刑，然而明朝的貪腐之風卻遠勝于前朝。以致這位暴虐皇帝在位時就曾哀嘆:“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也許這位暴君至死沒有想到光靠嚴刑峻法來懲罰貪官污吏是遠遠不夠的。太史公司馬遷昔日曾有言:“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此言誠哉。可以這么說在遏制貪污腐敗現象的問題上，制度性的犯罪預防遠比懲治性的報復犯罪來得更為重要，其作用和意義也更大。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88年1月21日出臺的《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中增設的罪名，1997年，修訂后的刑法典保留了這一罪名。從刑事立法設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至今已有整整20個年頭。盡管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一罪名在司法實踐中經常被運用到一些腐敗分子的貪賄犯罪中，而且具有一定的功利效果。但是這是一個比較尷尬的罪名，在刑法理論上也是極有爭議的。有了這一罪名，司法工作人員可以將舉證責任合法地轉移到犯罪行為人身上，讓其自證無罪，不然就是有罪，因此而節約了大量的司法資源，也有力地懲處了具有巨額財產而司法機關卻一時無法證實屬于犯罪所得的一些腐敗分子。例如2008年8月被判刑的上海市房地局原副局長殷國元，就被檢察機關指控受賄價值3671萬余元人民幣，巨額財產來源不明812萬余元人民幣、4萬余元美元。再如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書記、市紀委書記曾錦春，則被有關部門查處其受賄金額總計3152萬元，另有960.75萬元財產來源不明。但另一方面，對于大多數犯罪分子來說，通過幾輪普法學習和宣傳都已經知道刑法中具有這個罪名，知道這是一個躲避更嚴重犯罪的“避難所”和“擋箭牌”，所以很容易學會避重就輕，能不說就不說，裝糊涂，就能獲得較輕的法律懲罰，何樂而不為。這也是這一罪名受到刑法理論詬病和責難的主要原因。此次刑法修正案將其最高法定刑從原只有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就是為了在刑罰上縮小與貪污受賄犯罪的法定刑差距，加大對這一犯罪的懲處力度，應當說這也算是對這一犯罪的重視。然而這依然是屬于治標不治本的努力。

　　其實我國的高層領導就反腐敗問題曾一再提出要從基礎性制度上抓起，要形成制度機制，那我們就應該想到，及時地建立起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其實就是一個基礎性的防腐制度，就是一個能夠治本的制度。對于防腐反腐，我們已經無需再從宏觀意義上做什么必要的理論論證了，這對于今天的中國來說，這種理論已屬于多此一舉的廢話。今天的中國需要的是建立實實在在的基礎性反腐防腐的制度機制了。而能夠建立起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就使得國家工作人員的經濟狀況和經濟來源處在光天化日之下，處在蕓蕓百姓的目光之下。我們也常常說到，西方社會信奉的國家公職人員沒有什么隱私可言是具有十分深刻的民主道理的，正是通過制定國家公職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和民眾的監督，才使得那些民主和法治建設搞得比較完善的國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腐敗的大面積發生，或者已經遏制了腐敗的嚴重發展趨勢。那么根據“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則，我們也是可以拿來一用的。當我國能夠制定和實施國家工作人員財產申報制度，在最現實的層面，就可以避免在刑事司法實踐中像今天這么多的國家工作人員涉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尷尬現象，即使加大刑罰的處罰力度，仍不能消除這一尷尬現象。稍往深里去再想一下，國家工作人員違反財產申報制度，有意隱瞞已有的財產，輕者說明其人格誠信有瑕疵、有問題，已不適宜繼續為官，人民可以終止其“公仆”的身份，以阻斷繼續斂財的可能。重者，只要我們在刑法中增設一個申報財產不實罪，哪怕僅僅是一個輕罪，也足以讓其恐懼于為官不誠的嚴重后果的利害性。至于日后查出其申報不實的財產來路不清，來源不明，是屬于贓款黑金，那另行定罪起訴，也不會發生是否一罪再理的擔憂了。

　　其實在中國的法制建設的進程中，有關及時制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申報制度的建議和議論應該說已有一段時日了，可就是千呼萬喚不出來。說是何謂國家工作人員的這樣一些技術問題還沒有得到很好解決，說是財產的范圍難以劃定。以前如是說猶可，今天實不必。其實技術不是問題，觀念才是真正的問題。君不見《國家公務員法》已獲得通過，不動產的登記和存款實名制的推行，都已經具有了奠基性的現實基礎和意義。而如果在一定級別的國家工作人員身上帶頭真正實行財產申報，那更是有著非同一般的示范作用。萬事開頭難，只要我們跨出第一步，以后就好辦了。

　　(作者楊興培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