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的城鎮建設用地范圍外，經批準占用農村集體土地建設非公益性項目，允許農民依法通過多種方式參與開發經營并保障農民合法權益。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必須通過統一有形的土地市場、以公開規范的方式轉讓土地使用權，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

　　——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李昌平　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研究員。曾擔任湖北農村鄉鎮黨委書記、縣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等職；2000年3月，致信總理，反映“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引發廣泛關注。

　　農業補貼政策完全正確

　　新京報：8年前，您對農村的判斷是“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8年后的今天，您的判斷是什么？

　　李昌平：現在的情況比8年前好很多。

　　8年前，農民不僅要交田賦(稅和費)，一畝好幾百，還要交人頭稅(小孩和老人都要交)，人均都在百元以上；農民種地普遍虧本，勞動力被迫外出“盲流”，撂荒占到50%以上，如果沒有打工收入，絕大多數農民家庭經營會破產。鄉村債務每年都以兩位數增長，多數鄉鎮財

　　政欠債，少則數百萬，多則數千萬。村級債務幾乎村村有外債，多則數百萬，少則數十萬；農民購買力相對80年代大幅下降，鄉鎮企業產品市場急劇萎縮，農村經濟非常凋敝；看不起病，讀不起書的情況非常普遍；每年都會發生多起因強征而導致的惡性事件，干群矛盾非常尖銳。

　　現在，農民負擔減輕了很多，種糧和購買農機具還有補貼，種植業和養殖業有了很多發展，農民收入相對90年代有明顯增長。義務教育基本免費，合作醫療全面推開，農村養老已經起步，基礎設施建設逐步納入國家財政預算，農民開支和負擔大幅下降了，干群關系有了明顯改善。

　　新京報：怎么評價8年來的農村政策走向？

　　李昌平：8年來，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政策和農業補貼政策是完全正確的，給農民和農村帶來了很大改變，今后還要加大力度。

　　農村有七個問題亟須解決

　　新京報：這8年，有沒有回過曾經工作和生活過的湖北農村？今天他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

　　李昌平：我很少回到監利了，太多的就不知道了。但我在全國各地有很多農民和基層干部朋友，由于工作的性質要經常下鄉，對全國農村的情況還是有一點了解的。

　　全國農村最近8年都有明顯改善，但有些問題還亟須解決。一是有些地方“講老業”的苗頭開始出現，所謂“講老業”，就是這地60年前是我家的，道聽途說要恢復“地主制”(私有化)了，一些人就開始“打招呼”，要收回自己的地。如現在一些地方給新婚家庭分配宅基地，即使在土地部門辦理了手續，在開工之前還得征得60年前“地主”的同意后才能做房子，否則是會有“麻煩”的。

　　二是農民發展經濟的空間有待拓寬。80年代，農民由種植業逐步向養殖業、加工業、儲藏業、流通業、建造業、金融業等進軍，收入不斷增長。現在，龍頭企業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不斷向農村和農業進軍，農民只剩下種植業和部分養殖業了，農民在農業和農村經濟領域獲得的收益在下降，小農家庭經營越來越依賴城市打工收益維持。

　　三是有些農村強勢聯盟(資本、黑勢力和腐敗官員)抬頭，一旦農村市場經濟朝著吳敬璉所說的“壞市場經濟”異化，公平和自由交易將越來越稀缺了。

　　四是一些基層干部和農民有力無處使，這和80年代完全不一樣，80年代既不靠積極財政政策，也不靠引進外資，靠農民和基層干部的自主性和創造性發展得非常好、非常快。現在的新農村建設，一靠中央拿錢，二靠引進外資，否則，很多事情都做不了，農民和基層干部的手腳被1990年以來制定的一些法律法規和政策給制住了。更嚴重的是，一些基層干部和農民不僅形成了“嚴重的依附性”，甚至連表達自己意愿的愿望都沒有。

　　五是農村和農業有失去“兩個市場”的趨勢，國外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市場”，正在被招商引資引進來的境外農業資本集團搶占。國內的大豆產業及其市場份額已經被外國農業資本集團搶占，奶產業、棉花產業等也存在危險。

　　六是農村金融正在向外國銀行和私人銀行開放，在農民合作、互助金融方面還沒有起步，政策性銀行還沒有與農民合作互助金融組織對接的情況下，過早向外資銀行和私人銀行開放農村金融，對農民和農業是有害的。

　　七是黨對農村和農業的領導。80年代有省委書記住農村的傳統，現在基層干部多是“走讀生”了。

　　三中全會實實在在擴大農民權利

　　新京報：十七屆三中全會《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已經全文公布，這份改革綱領中，您認為哪些地方是對過去最大的突破？

　　李昌平：有很多突破，重要的有：一是領導將更多關注三農；二是政府征地范圍做了限制，并“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對依法取得的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符合規劃的前提下與國有土地享有平等權益”，讓農民和農民集體可以分享地租增值收益和土地資本化收益；三是農民工市民化待遇；四是確定發展合作經濟和新集體經濟為農業、農村、農民現代化的主要模式和實現路徑；五是首次將農村金融發展提到“核心”地位，準許并扶持農民組織發展合作互助金融，第一次給了農民發展金融的自主權；六是擴大農民的擔保物品，增加了農民發展的“本錢”；七是逐步按人口數量同比例安排縣鄉人大代表。

　　說上述措施是突破性的，是因為和過去不一樣，是實實在在擴大農民權利，增強農民發展動力，完善農民自主性。(文章來源: 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