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月25日至26日，憲法學研究會2008年年會在成都召開。今年正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與會學者對三十年來憲法學研究的梳理與總結，為我們理解我國憲法發展與執政黨治國方式的選擇提供了很好的借鑒。

　　“從期待憲法文本到懷疑憲法文本，直到主張修改憲法文本是1982年憲法頒布以前憲法學的基本學術傾向。由于在憲法學框架內，改革與開放兩種價值處于不協調狀態，使憲法學恢復一開始就與現實變革發生過于密切的關聯性，憲法學總體上沒有擺脫‘政治’憲法學的基本框架與體系。”

　　“20世紀90年代后，學術界出現了回歸‘學術自我’的傾向，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憲法學的政治屬性，保持憲法學適度的中立性與自主性。”

　　———韓大元《中國憲法學的學術使命與功能的演變》

　　1949年，權利是后天獲得的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了政權，也即獲得了國家的統治權，而這個進行國家統治的權力在革命勝利的初始狀態下被認為就是權利。這種權利不是舊政府賦予的或同意的，而是人民經過艱苦斗爭爭取到的。因而權利的后天獲得毋庸置疑。雖然，我們現在基本認同“權利天賦觀”，不認同人的權利是其他人賦予的，但在新中國成立時，權利是后天獲得的這一觀念具有絕對統治地位。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甘超英撰文總結了學術界對建國初期的“權利”的看法，首先是它的后天性;其次是權利的階段性和斗爭性;三是權力與權利的統一性;四是集體權利觀，個人權利很少被提及。而隨著經濟的發展、意識形態的開放，人們的權利觀也發生了改變。甘超英認為，我們的憲法權利的發展和權利保護的進步，均產生于對過時權利觀的批判和反思過程中，在中國社會條件于三十年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無論是人權和憲法權利的研究，還是憲法權利的保護，都會迎來春天。

　　1982年，走向“法制”

　　1982年，中共中央作出修改1978年憲法的決定。

　　當時，北京地區的所有憲法學者差不多都參加了這項活動。草案擬定后，由《人民日報》全文公布，供全國人民共同討論。公眾參與的熱情之高、人數之眾前所未有。有的報刊還出現過有關分析西方兩院制和東歐國家踐行的憲法(法律)委員會之類的文章。作為當年的草案起草參與者，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陳云生始終認為，1982年，那場關于憲法草案的全民大討論可以稱得上是中國立憲史上的輝煌。

　　“八二憲法”文本首次使用“法制”一詞，并多次直接使用“依法”或“依照法律”，但是，“八二憲法在確立四項基本原則與國家的根本任務時，其過多地考慮了權威與秩序的確立問題，忽視了立憲本來的目的在于權力限制。”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范進學指出。

　　除此之外，立法技術問題也為憲法的實施設置了障礙。“八二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改刑事、民事、國家機構的和其他的基本法律”，按理，應當存在著一個比較完整的“基本法律”制度。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教授莫紀宏發現，實際上，目前的“基本法律”制度作為法律形式不具有形式的完整性。“基本法律”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是與“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捆綁在一起，這種捆綁式的法律地位在對外效力上有一定程度的清晰性，但當二者分別對外發生法律效力關系時，就很難加以判斷了。最為典型的例子是刑事訴訟法與律師法的關系，前者由全國人大制定，是基本法律;后者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是“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現在律師法實施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實際上就是“基本法律”與“其他法律”的法律位階問題。

　　截至目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依據現行憲法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共38件，在230件法律總數中占16.52%。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過的達16件，占“基本法律”總數38件的42.1%。而“基本法律”與“其他法律”之間的內部效力關系在現行憲法和法律中的關系比較模糊，按法律位階解釋的可能性，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的基本法律的內容在法律效力上只相當于“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

　　莫紀宏主張，要改變目前這種不理想的狀態，必然要以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為前提，在制度上實現“基本效力”與憲法效力的同一性，并在法律形式上將“基本法律”與“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完全分離開來，使二者之間的法律關系的結構、功能和機制完全統一起來，以此為基礎，才能推動憲法的有效實施。

　　不管是理念問題還是技術問題，憲法文本、憲法實施與憲法價值之間的鴻溝被有些學者歸結為憲法的中國化問題。他們認為，我國憲政建設還存在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憲法體現的民族性不夠是重要原因之一，這既包括憲法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良性遺產體現得不夠，也包括憲法聯系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實際問題不夠。憲法固然有其世界性的“通律”，若不和本國的傳統文化、實際聯系在一起，僅靠“舶來”一些基本語詞，是無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憲政國家建設的。

　　1999年，依法治國(依憲執政)

　　1997年，黨的十五大首次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我國現行憲法第三次修正時，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明確載入憲法。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強調“全面落實依法治國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武漢大學法學院教授周葉中認為，依憲執政是依法執政的實質。因為從一國法律體系的效力位階而言，憲法在一國法律體系中位階最高、效力最強，是所有法律的立法依據和基礎，因而依法執政首先是依憲執政;從憲法蘊含的民主、人權、法治等價值而言，民主是執政的基礎，人權是執政的目的，法治是執政的保障，因而依法執政必須是依憲執政。依憲執政是依法執政的前提、基礎和核心。

　　至少，在憲法學界，“依憲執政”這一提法沒有受到質疑。

　　深圳大學法學院教授鄒平學進一步強調，依憲執政是制度、行為、文化的結合，它不僅是文本、制度意義上的，也是理念、文化上的。依憲執政意味著執政黨的執政權力既來自于憲法的授權，得到憲法的保障，又受到憲法的制約，必須接受憲法的監督。

　　來自東北師范大學的宋海春表示了相似的看法，他說憲法制定和發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黨通過立法建議的形式，把黨的意志主張提交人民討論，轉化為人民的意志和國家的意志，制定為國家的憲法。在這一過程中，黨的憲法理念對我國憲法的性質和內容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強調理念的更新，不僅是憲法實施的內在使命，經濟基礎的要求也不容忽視。有學者認為，由于我國現行憲法是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制定的，其遵循的理念也必然帶有以國家為本位的傾向，它的存在有一定合理性，但建立在計劃經濟體制、社會國家化和對人性與公共權利本質的不合實際假設基礎上的憲法理念已經成為中國憲政現代化的重大障礙。執政黨的理念更新，直接影響著我國的憲法發展以及法治建設進程。

　　毫無疑問，社會管理體制以及深層政治體制的改革和建設是未來改革開放持續推進的關鍵環節和主要趨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劉茂林提出，相應地，中國憲法的未來發展也將表現為對這一發展趨勢的回應和指引。作為我國具有最高效力位階的規范體系，現行憲法應當也可以對社會建設提供一定的指引，保障社會建設平穩有序地進行。社會建設在遵循憲法指引的同時，也對憲法和傳統憲法理論提出新的訴求。面對這些訴求，現行憲法需要完善，傳統憲法理論需要更新。關注和回應這些訴求是中國憲法及其理論的未來發展趨勢之一。中國憲法學需要在社會變革中不斷提升自身體系的開放性和理論的現實適應性，從而與國家發展和社會變革建立更加緊密的、有效的良性互動關系。

　　2008年，中國憲法學研究三十年

　　在2008年憲法學研究會年會的閉幕式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胡錦光歷數了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三十年中國憲法學研究的“十大問題”:具有中國特色的憲法學體系不完善;憲政理念還不夠成熟;研究者對研究課題的選擇沒有形成合力;從憲法角度和法律角度研究問題的界限不夠清晰;憲法學者對違憲審查的推進比較消極;從憲法角度研究立法和司法改革的積極性不夠;對公民基本權利的制度性保障的研究不足;對國家和公民基本關系的研究不夠;缺少從憲法角度對司法改革的研究;對國家權力及其運行研究不夠。

　　三十年來，中國憲法學研究的成就有目共睹，憲法學者對憲法學研究缺陷的強調恰恰體現出這一學術共同體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積極的參與熱情。中國憲法學研究會會長韓大元把憲法學對中國問題的解釋和解決方面的能力強化作為憲法學成熟的標志。他重申，30年來，出現了一些社會普遍關注的熱點問題或焦點問題，每個問題背后潛含著深刻的憲法原理和憲法理念。通過對這些熱點問題的關注，公民的憲法知識會得到潛移默化的增長，相應地，事件的最終解決又會或多或少地推動中國的憲法制度的發展。目前，我國憲法學發展整體上已經步入正軌，進入一個迅速發展的良性階段，憲法學和憲法實踐之間開始呈現出一種互動局面，這種相互需要、相互支持的局面，為“后30年憲法學”的發展留下了有益的學術成果與廣闊的發展空間。(林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