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元的1995年版公交月票，到30元的2004年版公交月票，糧票、油票、工資條、彩票、選民證等，柯富海老人的100多件收藏品，在西花市大街南里居委會林林總總擺滿了三面墻。這是一位花甲老人的“個人改革開放30周年展”。

　　糧票、油票，曾經是多少家庭“家底”的重要組成部分；從1979年到現在每次銀行利率的調整，曾經讓多少人算計過自己存折的賬面；是否還記得每年11月1日開始搶購冬儲大白菜的日子……

　　柯富海的收藏只是一些普通老百姓生活中用到過的物件，談不上珍貴，卻用一個特殊的視角講述著歷史。

　　工資條記錄收入漲60多倍

　　在柯富海“個人改革開放30周年展”的一塊展板上，貼著密密麻麻的一片小紙條。細看之下，原來是老人的工資條。這些工資條整齊地粘在一本舊雜志上，前前后后總共粘滿了20頁。

　　“凡是我領到的工資條，都在這里了。”柯富海介紹。不過，這并非老人所有的工資記錄。老人所在的北京起重機廠，直到1995年才開始用工資卡為職工發工資，也才有了每月的明細工資條。在這之前，老人領工資都是領現金。不過，在為自己辦理退休手續時，柯富海特意從廠子的檔案部門復印了一張自己的工資檔案。

　　在這份檔案中，記者看到，柯富海1969年每月的工資為32元，1970年上漲到40.5元。此后直到1978年，柯富海的工資一分未漲。“‘文革’那些年，工作干不干、干好干壞，全都是那些錢，好像也沒人議論工資是多是少。”柯富海說。

　　1979年，柯富海的工資上漲到每月47.3元。不過，那時也沒有實行按勞分配，還是大鍋飯，按級別發工資。幾年后，按鉗工定級的柯富海最高拿到了每月108元，那已經是鉗工的最高薪級——八級鉗工。

　　這時候，廠子里也開始有了獎金。柯富海記得是3元、5元、10元三等。但直到有了工資條，柯富海的工資才真正體現出“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原則。在他的工資條中出現了“效益工資”一項，也就是基本工資之外的獎金。而這個“效益工資”往往要多于基本工資。

　　2003年9月，是柯富海工作經歷中工資最高的一個月，“實發合計1455.01元”。柯富海回憶，那段時間北京起重機廠搞了個“百噸吊車大會戰”，他完成任務突出，光獎金就拿了900多元。

　　2004年，柯富海退休。他把自己退休金的領取單也復印了出來。第一年，他的退休金是每月1091元，現在已經漲到了每月1800多元，比他上班時的工資還要高，比他剛工作時的工資高了60倍。

　　惟一投資“損失”四分之一

　　像當年的大多數人一樣，柯富海近乎固執地只相信銀行存款，家庭收入除必要的開支外，全部存入銀行。這也造成他對銀行利率異乎尋常地敏感。在一塊展板上，有他收藏的銀行利率變動表，有從銀行拿來的公告，有報紙剪報，從1979年直至今年10月30日的每次銀行利率調整，都能在這塊展板上找到。

　　這塊展板上，還有柯富海收集的第三套、第四套和第五套人民幣，并不完整，但對多數人來講很熟悉。比較有意思的是夾在這些人民幣中的一張10元面值的國庫券。購買國庫券，可以說是柯富海儲蓄之外的惟一一次投資，而保存下來的這張國庫券，讓他的這次投資“損失”了四分之一。

　　那是1990年發行的國庫券，年利息高達14%。柯富海說，國庫券從1980年就發行了，雖然利息比銀行存款要高，但他一直沒有買過，主要是因為兌現周期太長。而1990年購買的國庫券，多少有些單位攤派的意思，在宣傳上也一直說“購買國庫券支援國家建設”，所以他就買了40元國庫券。當時他的月工資只有117元，這已經是將近半個月的工資了。

　　4張面值10元的國庫券，被柯富海謹慎地藏在組合柜中。結果，在到期兌換時少了一張，翻箱倒柜也沒有找到。直到2003年拆遷，一家三口從原來的小平房搬到現在的兩居室，搬家過程中才在組合柜的縫隙中找回了這張國庫券。已經過了兌換期，柯富海就把它當成了一件收藏。

　　由于一家人的收入、支出非常明確，柯富海還成了市統計局的調查員，每個月為統計局報家庭賬單。這些賬單也被柯富海一一保存。記者看到，這個三口之家每個月收入在5000元至6000元之間。柯富海說，家里掙錢最多的是兒子，每個月3000來元。

　　對股票、基金這樣流行的投資方式，柯富海從來不曾參與。不過，他并不反對兒子炒股：“去年賺了不少，不過今年好像又給套了。”這也就是柯富海不炒股的理由——“有賺就肯定有賠，風險太大。”

　　三個小本決定生活質量

　　在一塊展板上，并排擺放著三個小本子，灰皮的是《居民購貨證》，紅皮的是《糧食供應證》，藍皮的是《居民生活購煤證》。

　　“別小看這三個小本兒，當年我看待它們比結婚證都重。”柯富海笑著說。它們是“票證時代”里居民購買各種食品、生活用品的有效憑證。比如《居民購貨證》，憑這個證每個月每個人可以買一塊肥皂、一斤芝麻醬、一盒火柴……

　　與各種“證”對應的，是糧票、米票、面票等各種票據。

　　柯富海展出了他收藏的一整版1986年糧票，整版共90張，面值45斤。這在當時可是個不小的數字。柯富海說，一般一個成人的定額是每個月30斤糧票，孩子則視年齡而有差異。多數家庭的糧票也就是剛剛夠用。當時柯富海一家七口都是成年人，而且沒有重體力勞動者，每個月糧票都能有富余。

　　那時候糧票和錢在食品流通中發揮著同等重要的作用。“錢表示購買的價格，糧票管著購買的數量。”柯富海介紹，“當然，沒有糧票也能買到糧食，不過是‘議價’的，比有糧票要貴得多了。”柯富海家多出的糧票除了周濟親戚朋友，還曾充當過“硬通貨”——盡管這并不合法。他用全家攢下的60斤糧票，從一個小販那里換了一個大浴盆，一直用了十幾年。

　　1986年的時候，糧店開始使用糧票代存卡——一種類似購物卡的糧票卡，糧票的流通作用越來越低。柯富海當時是工廠食堂的糧管員，于是就拿省下的45斤零散糧票，換成一整版的糧票，以做收藏。而此后直到1993年，糧票才正式停止流通。

　　說不完的30年生活巨變

　　各種票證的旁邊，貼著一張泛黃的黑白照片。照片上，一個小男孩正抱著有他一半高的大白菜開心地笑著。照片旁邊，柯富海用筆寫著：“大白菜曾經是居民的當家菜”。照片中的男孩是柯富海的兒子，生于上世紀70年代末，多少保留著一些大白菜當家歲月的記憶。

　　“每年的11月1日，準時開始銷售冬儲大白菜。”曾在后勤部門工作多年的柯富海對此記憶深刻，“放在以前，眼下的北京大街小巷全是排隊買白菜的市民。每家都要買上幾百斤。冬天存儲這么多的大白菜也是難題，隔一段時間，就要把白菜垛倒一遍，擇掉腐爛的葉子……”

　　這張照片下，貼著一張家庭聚餐的照片，一家人圍坐在盤碗層疊的圓桌邊。照片寫明“現在的家庭餐桌豐富多彩”。柯富海說，自己的展覽就想表現改革開放30年的變化，但是這樣對比太過簡單了，“也就是點到為止。沒辦法，光是餐桌的變化就不是一個展覽能夠說得完的。”

　　類似的還有交通的變化。柯富海展出了他家曾經使用過的公交月票，1994年時的學生月票票價僅2元。后來隨著物價上漲，漲到30元，還是比較便宜。“那也沒有現在的公交一卡通實惠啊。”柯富海說。現在他每天乘公交去公園，一個月也花不了30元。

　　幾本已經卷邊兒的北京地圖也是展品。這并非收藏，而是不同時期為實用而買。在柯富海保留的最早的1983年版北京地圖上，地圖的邊界只到三環，三環路還沒有完工，很多路段用虛線連接著……而比較新的一本地圖是去年的，柯富海說，這本地圖又不適用了，好多道路、地鐵線路都沒有標上。

　　30年過去，回望時，滄桑巨變讓人頓生感慨。展品或許有些瑣碎，但多少人的日子就是這樣瑣碎疊加，平淡度過。柯富海也是這樣。也正是因為他的普通，展覽所展示出的巨變，才更讓每個觀者覺得溫暖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