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述由頭 2008年以來，行政問責在各地頻頻發力，密集度之高遠超出往年。9月22日，國家質檢總局局長李長江因三鹿奶粉事件引咎辭職，這是繼9月14日山西省省長孟學農因襄汾縣尾礦潰壩重大責任事故辭職之后，又一位引咎辭職的正部級高官。同日，因三鹿奶粉事件，石家莊市委書記吳顯國被免職，這也是繼此前山西省副省長張建民之后，又一位被免職的副部級官員。此外,在深圳火災和河南登封礦難中,也有一些官員被免職。

　　在這一系列事件中，無論從辭官免官涉及的部門看，還是從被摘帽的官員的“官階”看，都是過去從來沒有過的，因而引起海內外的廣泛關注。但是，一次次掀起的“問責風暴”能否促進規范的問責制度的建立，并將官員問責程序化？這場聲勢頗為浩大的“問責風暴”，帶給我們什么重要的啟示？我國在政治責任的制度化、規范化方面還有哪些地方亟待完善？這些問題都值得我們思考和探索。

　　官員問責：制度建設比風暴效應更重要

　　如果不重視建立健全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體制和機制，無論“問責風暴”再多，風暴的強度再大，那也不過是短期行為，只會產生短期效應，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今年，我國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事故的處理過程中，有相當一批人或引咎辭職，或被撤職免職，有的甚至承擔法律責任。有不少國外媒體認為，這是中國新近掀起的一場席卷全國“問責風暴”，國內一些媒體則把2008年稱為中國政治領域的“問責年”。

　　嚴責官員并非中國官場“政治秀”

　　這場“問責風暴”之所以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與其不同于以往的幾個特點有關：其一，這是黨的十七大召開后黨和國家整肅干部隊伍使出的一記重拳；其二，有多位省部級高官引咎辭職或被免職；其三，引咎辭職或被免職官員中有多位是當地行政一把手；其四，辭職或免職官員名錄中不再僅限于擔負行政領導職務的政府官員，而是增加了地方黨委領導一把手。

　　對官員進行問責，既不是解決一時一地問題的權宜之計，也不是為了給輿論或民意一個所謂的“交代”，更不是為了提升黨和政府形象而刻意彩排的所謂“政治秀”。它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應有內涵，是中國共產黨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加強自身建設特別是干部隊伍建設的必然要求，也是確保一個政府正常運轉的迫切需要。胡錦濤總書記在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動員大會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中明確指出，從這些事件中反映出一些干部缺乏宗旨意識、大局意識、憂患意識、責任意識，作風漂浮、管理松弛、工作不扎實，有的甚至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系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他說，只有抓緊解決黨員干部隊伍中存在的突出問題，使全黨同志始終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始終把人民群眾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我們黨才能更好地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總書記還告誡全黨，對這些事件及其后果的嚴重性必須充分估計，對其中的慘痛教訓必須牢牢記取。因此，我們也可以說，中央把努力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作為這次全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重要內容決非偶然。

　　官員問責重在制度建設

　　毫無疑問，此次“問責風暴”是我黨加強自身建設和政權建設、推進干部制度改革的一個明確信號，有利于鞏固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樹立黨和政府的國際形象，對各層級的官員也起到了一定的震懾和警示作用。但是，如果不重視建立健全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體制和機制，無論這樣的風暴再多，風暴的強度再大，也只不過是短期行為，只會產生短期效應，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干部隊伍中長期存在的思想作風、工作作風和能力素質等方面的突出問題。與“危機時刻”一次次掀起的“問責風暴”相比，我們更期盼長久有效的問責制度。因為風暴刮得多了，也就不再具有風暴的效應，官員們也會習以為常，避風港灣會逐漸多起來，其消極作用和影響也會越來越明顯。

　　學習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緊密結合我國干部隊伍實際，建立健全科學的行之有效的干部問責制度，是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近年來，在大大小小的問責風暴刮起的同時，不免讓人懷有這樣的疑慮：追究某些官員的責任，往往是在重大事件或重大事故發生之后，這能否算得上是一種制度性的規定或設計，能否具有長久的作用和效力？我認為，建立問責制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在事后依此“懲戒”或“處理”應當承擔相關責任的官員，或者說，問責制的指向并不是重大事件或重大事故發生后的“敏感時期”或“危機時期”，而是應當貫穿于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黨員領導干部施政行政的全過程，成為約束和規范各級領導干部日常行為的責任制度。建立問責制主要不是為了對官員事后應當承擔的責任作出明晰的界定，而是為了提升和增強官員的責任意識，時刻激勵官員清楚認識和勇于承擔服務人民服務社會的責任，努力減少和避免因為不作為或不當作為、因為失察、失職或瀆職而辭職或被免職，甚至承擔法律責任的現象。我們不能等到出了問題才想起建立制度或制定法律的問題。

　　其實，近年來黨和政府出臺的規范制約官員施政行政行為的制度性規定并不少，但關鍵是如何對其進行整合、補充和完善，形成覆蓋整個干部隊伍的問責制度。我以為，這應當成為我國建立和完善問責制的出發點和著力點。此外，鑒于現行黨內紀律檢查制度尚不能完全有效地發揮其問責職能，有必要研究建立黨內監察制度，規范和制約黨員領導干部的行政施政行為，使對各層級黨員領導干部的問責有完備的制度依據，操作性也更強。

　　問責制有效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官員能否勇于承擔責任

　　事故發生后，有的地方黨政領導竭力封鎖消息，減少對己不利的“負面影響”；有的一味強調各種“客觀原因”，極力推卸責任或減輕責任，等等。事實證明，這樣做不僅得不到人民群眾的理解，反而會激起眾怒；不僅不利于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使問題和矛盾更加復雜化；不僅難以樹立起地方黨委和政府的權威，反而會嚴重損害黨和政府形象。

　　人民群眾與領導干部之間應當是一種主仆關系。各級黨委政府和各級領導干部為人民群眾辦的每一件好事都是應該的，而任何失職或瀆職行為都是不能容忍的，理應受到法律或制度的制裁。當然，無論是哪個政黨、哪屆政府或哪位領導干部，誰都不可能不犯錯誤，關鍵是能否對工作中的錯誤和失誤，對自己應該承擔的責任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問責的主體是賦予我們權力和職責的人民群眾，問責制的實施需要黨內、法律和社會等各方面的監督，但在人民群眾、人民權力代表機關或上級黨組織依照法律、制度和授權實施問責前，各級黨委政府和各級領導干部在施政行政的每個環節，首先要捫心自問，自己應當承擔什么責任，哪些責任已經較好地履行了，哪些還沒有履行或履行得不好。我認為，這是問責制實施和真正發揮作用所不可或缺的內在因素。

　　(肖木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