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昨天本報（北京晚報）讀者，都不會放過重慶出租車司機罷運這篇報道。我很自信的是，我比一般讀者多讀了幾遍，除了本報之外，還讀了其他幾份報紙，內容上大同小異，或無異，都是據新華社電、“新華視點”，標題上各有不同，諸如“重慶出租車昨大規模罷運”、“重慶出租車集體罷運”等等。

　　這是一篇公正、客觀、較為詳實的新聞報道，很有公信力。以一個三十年從事新聞工作的記者眼光，我從中讀到一些耐人尋味的東西，愿與讀者分享。

　　新華社電中稱：“重慶市主城區發生了大規模出租車罷運事件。”根據以往的慣例，我們一般在新聞中主動回避使用“罷運”、“罷工”一類的詞語，因為帶有較為明顯的階級利益沖突色彩。對于我們社會上發生的這一類事件，當然也是各國經常發生的極為正常的事件，我們往往歸于“群體性事件”。“群體性事件”這個名詞的毛病，在于概念不清，失之籠統。什么樣的群體？哪一個群體？“罷運”很清楚，就是出租車司機罷工了，不會產生歧義，不會讓人誤以為出租車公司也參與其中。一般情況下，罷運、罷工表達的是工人們對自己經濟權利的主張和訴求，而對象則是管理部門或公司。

　　這次重慶出租車罷工也正是如此。新華社報道中說：“盡管出租車罷運給重慶市民帶來不便，但不少群眾和網民對罷運行為表示理解，并認為罷運要取得的效果不是漲價，而是讓管理部門和出租車公司降低規費，并打擊其中可能存在的腐敗行為。”對于一個群體或階層，合理合法地表達自己的經濟權利和主張，拒絕為不公平薪酬而工作，過去我們往往“不理解”，甚至“不寬容”，某些地方還動用警力彈壓。社會的進步，正是表現在盡管自己可能一時不便，但對他人爭取合理合法的權利給予最大限度的理解和支持，有一份正義感和道德良知，這是為了整個社會公平正義而付出的一點個人損失，有時候是不得已的損失。

　　盡管報道中稱這部分為“不少群眾和網民”，而不是“大部分群眾和大部分網民”，我也沒有到網上去調查是不是大部分網民，但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愿意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只有特殊利益集團和“可能存在的腐敗分子”才會反對。

　　報道說，“一些出租車司機反映，所掛靠的出租車公司收取的管理費一般每月為7000元到8000元。因此，他們迫切要求提高運價。出租車司機譚代華說：‘現在收入越來越低，我每天開出租車收入只有40元至50元’。”這段報道中的邏輯關系我還暫時未弄明白。“掛靠”的管理費何以收這么高？司機是否可以要求扣除運營成本后，與公司平均分享利潤，分享自己創造的勞動成果，也就是說，每月七八千元管理費加上司機的一千多元收入，二一添作五，一家一半，公司拿四千多，司機拿四千多。在我看來，公司“掛靠”一下每月拿四千多，榨取的剩余價值也大大超過了當年駱駝祥子拉車時交給劉四爺的份錢。

　　增加運價也可提高一點收入。但是，如果客人少了，競爭更加激烈，可能仍然解決不了根本矛盾或主要矛盾。重慶市交委副主任梁培軍在分析罷運4個原因時，認為第一個原因是出租車企業與駕駛員利益分配存在矛盾。這是很準確的分析，但沒有上升到主要矛盾，不夠到位。管理費的問題，是出租車行業的“三聚氰胺”，這個膿包不擠破，問題大概會長期存在，只是不同時期表現的激烈程度不同罷了。這次罷運，算是一次比較激烈的反應。(蘇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