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醫改爭議最多的地方，發生在基本藥物制度上。衛生部與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基本藥物制度爭議激烈，前者認為基本藥物行政部門定點生產、直接配送，統一定價，并“強制”醫療機構使用，后者認為醫保機構與藥品供方談判出一個合理的基本藥物價格，再配之約束性強的醫保支付手段。(11月5日《21世紀經濟報道》)

　　有爭議并不是壞事，特別是在新醫改方案上，兩大關鍵部門——衛生部與人保部之間展開的交鋒，實際上亦是在為醫改的最終走向尋找一個合理的路徑。如果能在短時間內，通過爭議解決基本藥物制度的大方向問題，那么無疑這當是新醫改方案的一大幸事。

　　但于兩大部門為爭議展開激辯之時，我們卻不能不擔心這樣一個問題，即倘若兩大部門各執一辭，各不相讓的話，那么會出現怎樣一個結果呢？是不是從2006年拖延至今的新醫改方案又要由于兩大部門的爭執而被拖得更加曠日持久嗎？倘若我們以最壞的可能性進行猜測的話，那么顯然，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

　　由于兩大部門的爭執，引發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使兩大部門的爭執能在短時間里結束，那么是否會有新的部門再引發新一輪的爭執呢？考慮到新醫改方案的制訂，共涉及到十幾個部委參加，那么倘若新的爭執又起，又要依據怎樣的規則去解決并糾正，同時新醫改方案是否又要由于部門之間無休止的爭執而延后呢？這種可能性依然存在。

　　遙想當初，新醫改方案小組成立之際，中央有關部門圈定了十幾個部委的專業人士與精英加入到這一機構，其目的旨在通過群策群力來化解新醫改方案中面臨的諸多難點，但現在看來，當初這個行政善意極有可能是好心幫了倒忙。當新醫改方案的制訂有越來越多的參與者可以左右方案的走向時，那么是否意味著誰也左右不了新醫改方案的走向呢？

　　鑒于在長達兩年多的時間里，新醫改依然拿不出一個合理的方案，筆者以為，有關部門應該迅速擺脫當下新醫改方案制訂過程中，部門利益糾纏不清，部門之間扯皮不斷的思維慣性。因為此時，最需要拿出的或許不是一個最完美的方案，而是一個相對比較合理，能夠為大多數人接受的方案。至于方案中的細枝末節問題，完全可以交由具體實踐中去糾偏。

　　從這個角度看，新醫改需要有快刀斬亂麻的勇氣與魄力，惟此，新醫改方能形成一個主體清晰的框架。(王毅 作者系媒體從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