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截至4日晚9時，重慶“集體消失”一天的出租車已有八成上路營運。至此，引起廣泛關注的山城的士“罷運”事件正在趨于平息。

　　應該說，對這一嚴重影響市民生活事件的處理，當地政府部門的行動是迅速的，措施也是有效的。在媒體的跟蹤報道中，我們看到，事件發生之后，隨著“幾個不同層面的會議”的迅即召開，出租車司機反映強烈的“份兒錢”已被責成降到去年水平；針對“加氣難”問題，相關部門也采取了積極措施調整CNG汽車的天然氣供應，每天增加10萬立方米天然氣供應出租車；其他還需假以時日才能解決的問題也已列入重要議事日程。

　　事態的迅速緩和，表面上看，這還真是個“壞事變好事”的范例，表現出了當地政府對突發事件有效的應對機制和較強的處理能力，但毫無疑問，這個“成功”的背后是隱藏著無比的尷尬的。因為，這個“成功”恰恰暴露出了當地公用行業管理上的許多積弊，盡管那種深層次的管理體制問題并不只是重慶一地獨有。

　　因為切身利益受損害，重慶出租車駕駛員以一種集體行動的方式進行抗爭，影響了市民生活，這在某些人看來，是損害了這個行業的公益性，駕駛員集體缺乏必要的理性。但是，只要我們仔細了解一下駕駛人在這個行業里的生存狀態，我們對他們產生的一些指責就缺乏底氣。據《南方日報》報道，有出租車司機透露，一輛車，除了每年高達6萬元的承包款外，另外每個月還要交管理費1700～1800元左右，還有修車費、保險費，各種罰款單更是經常來，每個月光支出算下來在七八千塊錢。我們可以去做個市場調查，看看一個出租車司機一個月到底能賺多少錢，如果每天再要多交50元～70元的“份兒錢”，他們能夠承受得住嗎？“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天底下能有這樣的好事嗎？

　　從根本上說，造成這一事件的原因其實是政府相關部門在管理上當了“甩手掌柜”，只是簡單地把出租車經營權指標賣給出租車公司，而出租車公司則依仗政府提供的指標資源坐收漁利，甚至不惜利用掌控的資源對從業人員的合法利益進行極端的剝奪，如此，又焉能不發生行業性的群體事件呢？

　　當前，有關公用事業各個行業的改革正在不斷深入，比如公交車、燃氣、自來水，全國各地各城市都在進行研究探索，但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幾乎都是推行市場化路子，不少地方的改革已經簡化為一個字：賣。把經營權都賣出去，直接換取巨額的現金進賬，而忽略了政府在公用事業建設與管理上應盡的職責。這樣的改革思路有必要進行認真的商榷。

　　再回過頭來看看重慶出租車的“罷運”事件，我以為這就是它對我們最大的拷問。

　　評論員 肖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