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公安局8日凌晨向媒體發出通告表示，7日深圳寶安區石巖街道辦在組織開展清理非法營運的設點檢查過程中，發生一名摩托車主意外死亡事件，死者家屬召集人員到深圳公安局交警支隊寶安大隊石巖交警中隊聚集，引發大量人員圍觀，并發生襲警事件。(相關報道見本版)

　　死者李國超駕駛的是一輛無號牌摩托車，而且涉嫌非法載客，發生摩托車主意外死亡事件之后，家屬應在了解事情真實情況基礎上，通過正常渠道求取問題的解決，采取召集人員，在執法單位打砸物品，掀翻、點燃警車，顯然屬于違法犯罪行為。與此同時也須看到，深圳寶安區當地有關部門在整治非法營運問題上，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管理與執法理性缺失現象，為該起暴力襲警事件的發生制造了隱患。

　　首先，深圳寶安有關部門整治非法營運問題存在執法主體不當現象。對摩托車非法營運固然可以也應當予以打擊，但是摩托車非法營運屬于一種交通違法行為，整治摩托車非法營運的執法主體應當是交通管理部門及其執法人員。但是我們看到，此次整治非法營運，是由寶安區石巖街道辦根據統一部署，組織街道辦工作人員對轄區內非法營運車輛進行清理整治。街道辦工作人員非執法人員，不具備進行交通執法與整治違章的主體資格，街道辦工作人員上街進行交通執法，本身就屬違法現象與行為。

　　其次，有關街道辦工作人員在整治非法營運過程中還存在“執法”方式不當現象。顯而易見的是，對行駛中的摩托車進行圍堵，容易引發涉嫌非法營運摩托車司機加速逃逸現象，因而容易誘發交通事故，甚至導致車毀人亡事故發生，造成重大健康乃至生命損傷。也正因為如此，國家有關部委多次下發通知，嚴禁強行攔截與圍堵行駛中的車輛，目的就是為了避免誘發交通事故，避免出現人員傷亡。但是在深圳寶安區街道辦組織的此次整治行動中，街道工作人員在公路上設置檢查點，對涉嫌非法載客的摩托車進行攔截。街道辦工作人員賴某面對死者李國超的逃逸行為，翻過馬路中間的護欄進行攔阻，在李國超未停車情況下，將手中的對講機砸向李國超頭部，致使李國超駕駛的摩托車失控撞上路邊的路燈柱，李國超因此而受重傷，最終經搶救無效死亡。可以想象的是，如果嚴禁強行攔截與圍堵行駛中車輛的規定能夠得到切實執行，有關工作人員能夠注意開展整治行動的方式方法，像李國超遭遇的悲劇以及由此引發的襲警事件，就可能避免。

　　另外，部分地方對弱勢群體生存缺乏必要的關懷，也是此次悲劇發生的深層誘因之一。一些地方所以會出現摩托車非法營運在內的違法現象，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部分人群與家庭生活困難，缺乏其他的謀生方式與技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只要部分困難群體與家庭的謀生問題得不到解決，摩托車非法營運違法行為就難以根本禁絕。所以，在整治摩托車非法營運等現象上，有關部門應當充分重視弱勢群體的謀生困難，采取疏而非堵的辦法，包括幫助失業人員實現就業等，才能有效減少摩托車非法營運等現象。但是令人遺憾的是，部分地方有關部門對摩托車非法營運行為打擊有余，對弱勢群體與困難家庭謀生幫助不足，并由此而一再引發管理者與管理對象的沖突。

　　整治摩托車非法營運、小攤小販違法經營等現象，實際上是一項系統工程，諸如此類違法現象要得到根本遏制，除了需要有關部門嚴格執法之外，還須注重工作方式方法，制約執法與管理人員權力，避免激化矛盾，同時，更須政府部門從重視民生出發，奉行以人為本行政理念，通過行之有效的途徑，幫助弱勢群體解決生存困難。唯其如此，摩托車非法營運、小攤小販違法經營等現象才能得到標本兼治，社會穩定與和諧才能得到有效促進，類似李國超這樣的悲劇與群體性事件才能得以避免。 (魏文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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