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駕車故意撞人案”的犯罪嫌疑人，在駕車實施犯罪過程中，被民警果斷連開兩槍，將其當場擊斃，保護了人民群眾的生命安全，堪稱神勇。但是，11月5日下午5時許發生此一事件，6日下午3時，珠海警方即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34歲的湖北個體司機駱某是“因工作生活不順，產生厭世情緒，駕車實施犯罪”，這個結論似乎下得過于匆忙。

　　凡事迅速作出結論，總是給人經不住推敲的感覺。連當時人、當代人都說服不了的結論，更不用說經受歷史的檢驗。我寫評論文章，與我當記者時的最大不同，就是新聞要搶第一時間，評論需要盡量了解全面的事實才能得出結論。新聞事實可以不斷補充、完善，甚至修正，新聞評論的觀點倘若變來變去，大概就會喪失公信力了。比如說，6日的《新快報》、《京華時報》報道，肇事司機姓莫，并稱“昨日上午10時許，莫某的弟弟就知道莫某可能會開車撞人。于是，莫某的弟弟打110報警，但沒有得到警方回應。”還說“事后警方發現莫某有兩封遺書”。到了7日的新聞報道，莫某原來是駱某，其弟打110的情節也沒有了，“兩封遺書”仿佛變成“一封遺書”。顯而易見，等待更多的新聞事實浮出水面，才好動筆評論。

　　有一家媒體大標題是：警方證實撞人司機因厭世作案。(北京青年報11月7日)如果是“警方稱”，這是事實。說警方“證實”，我們就要問“厭世”的證據。惟一有力的證據就是司機的遺書，而警方恰恰扣在手里，秘而不宣，何談證實“因厭世作案”。

　　警方只能證實司機作案，死傷多少無辜，至于“厭世”問題，有待公斷。這個惡性事件，與楊佳一人殺六警有相似之處，案件起因與警察處罰駱某交通違規有關。據報道，駱某花了約2萬元購買一輛泥頭車(運送建筑渣土的卡車)給人運輸掙錢，有一個老家在湖南的妻子和一個不滿2歲的兒子。因為家庭經濟問題，夫妻2個月前曾鬧翻過，妻子帶兒子回了娘家。因為近來泥頭車生意不好，駱某又購買了一輛摩托車準備載客，結果被斗門交警大隊查扣了摩托車和汽車駕駛證以及身份證。駱某曾請人吃飯希望拿回證件和車，據他講花了好幾千塊錢，但一直沒有結果。警方通報證實：事發當天，駱某在朋友曾某的陪同下，到斗門交通大隊咨詢其交通違法如何處罰時，民警告訴他，將依法罰款1000元，并扣駕照12分。出了交通大隊后，駱某就選擇了一條不歸路。我不敢說交通處罰是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但隨后發生的事件，不能完全排除交通處罰對他沒有任何心理刺激，產生徹底絕望的厭世情緒。這些研判，要等遺書公布才能作出較為準確的結論。一個自己投資買卡車、摩托車跑運輸的人，或許是對生活還有理想、有渴望的人。厭世的人，還用千方百計投資謀生嗎？

　　值得注意的是，警方經過徹底調查，公布發現駱某的祖父有精神病史，駱某本人性格內向、行事偏執。在我看來，隔代遺傳精神病或許是有可能，但他的祖父并未開車撞人，也未厭世作案(估計)，因此，精神病遺傳恐難成立。再說，他祖父多大年紀了，生活在什么時代。我們是生活在享太平的盛世，珠海更是盛世中的盛世。“精神病遺傳”說與“厭世”說，均難成立。

　　今后一個時期，隨著全球經濟不景氣，生意不好做，民眾生活壓力增加，情緒不穩定的人數也會增加。各類執法人員，要高度注意執法過程的方式方法以及執法力度，對那些自謀生路的普通勞動者，充分體諒他們的困難。倘若不能幫助他們解決問題，至少也不要把他們往絕路上趕。我一直盼著退休，做點研究《水滸》的工作。1975年，全國批《水滸》時，我就發現逼上梁山的那伙人，祖父都沒有精神病史，也談不上多大的“厭世情緒”，就是被一些貪官污吏、地痞流氓禍害得活不下去了。老婆被人霸去當二奶，小姑娘被官員掐著脖子往洗手間拽，土地讓縣鄉賣給開發商，擺個小攤連車帶貨給統統罰沒，無照開摩托一罰12分外加1000元還扣車，這些民生中的大大小小問題，極易誘發惡性事件，執政者不可不察也。(蘇文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