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賣行的灰色空間

　　無論是操控土地，還是具體收受賄賂，拍賣行已成為權力尋租的一個中介。

　　“拍賣行充其量是一個主持人角色，但在腐敗官員與開發商的土地暗箱中，角色變得灰暗。”曾主持過蘇州工業園區土地拍賣的國際職業拍賣師陳少湘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這樣評價。

　　2002年8月1日開始，國家規定對國有土地出讓一律實行“招拍掛”。同樣，蘇州市也規定，首先工業用地必須在中央備案，而從市到縣每一塊的商業用地，都要通過在拍賣會上競拍才能得到其使用權，土地拍賣全由政府組織，具體負責拍賣工作的是國土局的“土地儲備中心”。

　　“這本來是非常嚴格的，但并非完全沒有漏洞。”陳少湘說，政府出讓的土地要改變用途，須先由政府收回土地，再通過規劃部門改變其土地使用性質，通過公開拍賣的方式賣出。而如果原來土地是私人或公司，要想把工業用地改為商業用地或住宅用地，則可以向政府申請，給分管的領導批，具體的招拍掛過程只須走一個“形式”。姜人杰案的貓膩就來自這一“形式”。

　　事實上，姜人杰正是通過拍賣行與開發商勾結起來，把工業用地改為住宅用地，并通過拍賣行收分贓，牟取暴利。據知情人士透露，正是福海拍賣行的操作，顧文斌通過這一“形式”，用極低的地價將置換土地“買”回，再通過福海將其中的絕大部分土地使用權通過福海拍賣轉讓，一換一拍過程中，原本工業用地的土地神鬼不覺地變成了住宅用地，非法獲利近兩億。

　　“拍賣公司本身只是一個拍賣活動的主持人，但如果拍賣行與受托方及開發商串通一氣，則三方很容易進行暗箱操作，順利改變土地用途。”陳少湘說，這近乎空手套白狼的做法，顧文斌甚至不用掏一分錢。

　　這位資深拍賣師介紹，拍賣行私底下操作方法有很多，因為按相關規定，土地拍賣并不規定具體競拍人數，即使只有一個競拍人，只要達到底價也可以成交。為了減少競拍，拍賣行在發布公告時故意選擇一些不顯眼的媒體，例如報紙的中縫，甚至僅在在電視上打一行字幕。公告的條件多數表達含糊，當有意競拍的開發商打電話咨詢時，拍賣行的人則以地下有文物，手續不太全等理由暗示其退出。

　　此外，拍賣的底價雖然由第三方評估公司作出，但也只是參考價，作為委托方的政府或主管領導，完全可以調高或降低底價。而底價通過拍賣行告訴有“目的”的開發商，這樣其他的競拍人就很難拿到地了。

　　禍起拍賣公司？

　　雖然事隔四年，但因案情一直沒有公開，在蘇州，關于姜人杰的案發原因也產生了不同的版本。一說是有人舉報，一說是官方審計出財務漏洞。無論哪個版本，都共同指向“福海公司”。

　　一位熟悉蘇州拍賣行業的孫姓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姜人杰案發與2003年8月的“新蘇國際大酒店”拍賣有關。

　　孫律師介紹，新蘇國際大酒店是一家五星級酒店，倚靠美麗的金雞湖，毗鄰園區管委會和國際學校，屬于蘇州工業園區國有資本，一般園區重大的簽約儀式多數在此舉辦。“起初這個價值數億元的拍賣項目由上海一家拍賣公司承接，但后來姜人杰干涉，指定福海拍賣有限公司(下稱“福海公司”)估價拍賣。業內人士對此深感不滿，并最終進行了舉報。”孫稱。

　　孫律師透露，福海公司此前已在蘇州拍賣行業引起公憤，并曾多次被寫信舉報。當年8月，該酒店以6億多元成交，福海公司抽取了5%的傭金，獲利3000多萬元。

　　據蘇州工業園區工商局的公開資料顯示，福海公司成立于2002年10月11日，公司法人是龔薇，而龔薇正是姜人杰兒子姜荑的未婚妻。詳知內情的人士稱，福海公司成立時，龔薇剛剛大學畢業不久，“整個公司實際控制在姜人杰及其子姜荑手上”。

　　“正是姜荑利用其父的職權在同行業不正當競爭，才引來同行的舉報。”蘇州天平拍賣有限公司一位負責人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回憶，福海公司成立不到一年，便幾乎壟斷了整個蘇州拍賣市場。

　　這位負責人稱，2003年左右，蘇州市效益最好的拍賣行一年成交額不過3億元，而福海公司第一年的拍賣成交額便已達到8億多，占蘇州拍賣市場的40%左右。姜荑當時年僅23歲，從南京大學工商系畢業才一年。

　　關于姜人杰案發，另一種說法是來自審計部門的審計。

　　蘇州工業園區工商局一位知曉內情的干部稱，福海公司成立之初，姜人杰曾找到時任蘇州住房置業擔保有限公司總經理的陳峰。姜人杰是陳峰的頂頭上司，姜擔任董事長的蘇州城市建設投資發展有限公司是陳峰所在公司的母公司，陳峰順理成章地從公司賬上分兩次挪用1200萬元公款給姜荑使用。其中，500萬元用做福海公司的注冊資金，其余則是啟動和發展資金。

　　2003年，根據群眾舉報和紀檢部門的介入，查出陳峰擔保公司1200萬元的專項資金漏洞，陳峰被傳喚調查殃及姜人杰，最終東窗事發。

　　2005年12月，陳峰因為受賄200余萬元、挪用公款1200萬元，已被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曾代理陳峰相關案件的律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導致姜人杰案發的正是這筆資金。

　　姜人杰之后

　　姜人杰出事之前，蘇州市曾經是全國防腐先進的典范。“蘇州20多年來未出現領導腐敗問題。”2003年，姜人杰案發前，當地政府曾自豪地向媒體宣稱這一“百官共廉”的可喜現象。

　　“政府官員辦事講規矩，注重文化修養，與這里的民風大有關系。”邱元華說，當地政府已形成了一種廉政文化，蘇州人具有寧靜致遠的理性心態，蘇州官員的親和、負責是已被公任的官場作風。

　　據介紹，在姜人杰案發之前的20多年里，市和縣的黨委、政府、人大、政協一把手無一人在任職期間出過腐敗問題。

　　對姜人杰案發，多數官員感到“難以理解”。邱元華說，即使是建委這樣的部門，權力也是受到多方制約，作為開發辦的主任，他最大任務的是平衡資金，項目投入多少，產出多少，都用配套費來平衡，不會直接與錢掛鉤。

　　蘇州大學反腐研究專家崔建新認為，城建、交通、房地產這些權重部門都集中在姜人杰一人分管，說明權力分配極度失衡，重權分設應該是權力分配的基本前提，否則，權力制約就無從談起。

　　消息人士稱，姜人杰被判處死刑后，由于申請重大立功，已檢舉揭發出多名干部。其中蘇州市政協副主席、財政局原局長趙文娟已被“雙規”，蘇州市政府多個部門負責人也因此接受調查。

　　趙文娟1990年開始擔任蘇州市財政局局長。在擔任財政局長期間，蘇州市財政收入實現了年均近30%的增長。2003年，掌管了蘇州財政十余年的趙文娟升任市政協副主席。

　　據透露，趙文娟的涉案金額高達6000萬元，不僅參與姜人杰的多個城建改造的受賄項目，還涉及部分公路項目。

　　事實上，姜人杰給蘇州的影響遠未結束，至今，在蘇州官場，姜人杰案仍是一個不愿談及的禁區。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員感慨地說，“僅靠文化與良心，很難維系官場的純潔，特別是在權力沒有受到足夠制約的情況下，廉潔文化就像一層窗戶紙，一捅就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