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農村改革發展這個重點，就能掌握整個改革開放的主動權，就能帶動中國經濟新一輪發展�！�10月13日，胡錦濤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時強調抓住農村改革重點能帶動中國經濟新發展。

　　改革開放30年，“三農”問題已經成為我國全面發展的戰略性考慮。

　　十七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其中土地管理制度、農村金融體系、城鄉一體化建設等一系列問題，成為未來農村改革確立方向。

　　如何理解并且貫徹落實中共十七大三中全會的精神，切實有效地加快農村改革發展，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近日，《小康》走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于建嶸教授。

　　《小康》：十七屆三中全會中再次強調農村改革,提出發展農業產業規模經濟,土地流轉等問題,請問十七屆三中全會對農民問題有什么重要意義? 對提高農民生活有什么實質性的改善?

　　于建嶸： 十七屆三中全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義，它總結了農村改革三十年來的經驗和教訓，為今后一段時間的農村改革發展提供了重要指導。會議提出，我國進入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的重要時期。對于農村具體制度的改革措施，比如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農民土地權益的保護以及相應的土地流轉制度，還有農業支持保護制度，農村金融制度等，將是未來深化改革的方向。還有一個更具體的目標，到202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這些目標和措施是在科學判斷當前形勢的基礎上提出來的，對緩解農業的弱勢地位，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民的增產增收具有重要意義。

　　《小康》：您在談目前的中國社會問題時,認為 “漂移的社會”,城鄉二元結構突出。請問,十七屆三中全會對解決這一問題有什么樣的意義?

　　于建嶸：十七屆三中全會釋放出來一個強烈信號就是統籌城鄉發展，形成城鄉經濟發展一體化的新格局。如果從歷史角度而言,2007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100多元,比1978年增長了近30倍。單純從數量上來看,絕對貧困現象已經減少很多,這是一大進步。但今年8月份公布的數據也顯示，城鄉居民收入比例達到歷史最高的3.33:1。因此,目前提出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具有很深的寓意。一方面，表明國家對當前農村改革發展所處的歷史方位和面臨問題的科學判斷和準確把握，為今后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和政策制定提供正確的方向；另一方面，有利于縮小城鄉收入差距，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小康》：十七屆三中全會中提到，2020年農民收入翻一番,我們可以預見到采取什么樣的措施來確保目標的實現,并且讓農民能夠共享社會發展的財富?

　　于建嶸：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當前，農業基礎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強；農村發展仍然滯后，最需要扶持；農民增收仍然困難，最需要加快�？梢�，到2020年要實現農民人均純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的目標，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具體來說，增加農民收入可以從如下三個方面考慮。其一，提高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確保農業增產，農民增收。主要措施有，加強對農村、農業的政策支持和財政扶持，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提高種糧補貼，提高糧食收購價格等。其二，確保農民外出務工或在農村從事第二、三產業的非農性收入不斷增加。主要措施有，改變城市本位主義，從公民權利平等的角度審視有關農民工的基本制度，特別是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和城鎮居民享受同等待遇；消除地方保護主義，從社會穩定和發展的角度來正視農民工的合法權益；改變國家全能主義，培育農民工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積極發展農村第二、三產業等。其三，增加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實現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的抵押、自由流轉，讓土地成為農民的財產。同時，為了讓農民能夠共享社會發展的成果，必須改變現有的向城市傾斜的利益分配機制，建立讓農民表達自己利益的組織和機制。

　　《小康》：您剛才提到確保農民外出務工增加收入。目前城市里的農民工生存狀態是怎么樣的？我們應該從哪些方面提高他們的生活水平？

　　于建嶸：改革開放后的中國農民，獲得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可以在城里農村自由流動，而不被稱為“盲流”。

　　然而，這些離開農村的進城務工人員，不僅在就業方面受到各種歧視，基本上享受不到城市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而且很難沖破現實的制度性障礙而改變“農村人口”這一社會身份，只能成為漂移在農村和城市之間的“農民工”。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應該消除目前普遍存在的地方利益保護主義和歧視農民工的社會意識。

　　如何改善他們的生存狀態以及生活水平，這就需要我們從維護社會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來解決三農問題和建設和諧社會。我們應該從農民工的利益出發而不只是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的利益出發，建立真正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制度規則，并使之具有必要的剛性和可操作性。

　　《小康》：關于土地流轉問題,曾經在媒體引發熱議。請問,土地流轉對農民的積極意義是什么?如何在實質操作過程中控制違規操作,避免農民利益受到傷害?

　　于建嶸：關于土地流轉，現在學者有很多爭論。我一直認為，土地不應僅僅是一種生產資料，而應該作為農民的財產，可以抵押、貸款、自由流轉。十七屆三中全會提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允許農民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有助于土地真正成為農民的財產。

　　對農民而言，土地流轉是個基本權利，有利于農民基本權益的保護，因為它確定了農民的基本財產權利。土地自由流轉，一方面有利于土地相對集中，實現規�；�經營；另一方面，有利于農民從土地轉讓中獲得財產性收入，促進農民向城市流動。

　　三十年改革的根本出發點是尊重農民意愿，體現農民的利益訴求。土地流轉也應如此，要堅決反對那種強制農民進行土地流轉的行為。為了確保農民的土地權益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免受侵害，首先要有明確的法律制度，要從法律上確保農民的土地權利。同時，還應讓農民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益。在任何國家，分散的小農在市場中面對和資本的競爭時，都會處于弱勢地位。傳統的鄉村組織已經在建國后的歷次運動中被消滅殆盡，而當前的村民自治組織又不能代表農民的利益，因此，發展能夠代表自身利益，能夠獨立主張農民訴求的組織，是避免農民利益受到侵害的根本之策。

　　《小康》：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但是作為農民,他們的權益并沒有得到充分體現,而且農產品的質量與其經濟效益也不高,我們該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于建嶸：我想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就是如十七屆三中全會公報所說的，以農民為主體。改革三十年的實踐證明，從實際出發，尊重農民的意愿，體現農民的利益，是促進農村改革發展的關鍵。建國以來，國家實行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剝奪農民進行資本積累和工業化，造成農民一直處于弱勢地位。1978年，農民突破原有體制，發揮主體作用發起農村土地承包責任制改革，調動了生產積極性，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解決了溫飽問題，農村面貌發生了較大變化，這是重大的歷史進步。

　　90年代以來，一些大的農業政策出臺，比如，農業稅的取消，與農民的維權抗爭有很大的關聯，國家尊重農民的意愿，適時調整政策十分明智。取消農業稅，減輕了農民負擔，增加了農民收入，增強了農村發展的后勁。但是一直困擾執政者的“三農”問題并沒有獲得徹底的解決，“農業基礎仍然薄弱，農村發展仍然滯后，農民增收仍然困難”。因此，我認為，要讓農民的權益得到充分體現，實現中國由農業大國向農業強國的轉變，必須以農民為主體，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同時，還要加強政府的引導和市場機制的作用。(采寫/《小康》記者　蔣衛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