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的推動力和受益人是在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衣食無憂、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的期盼與向往。

　　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從此，“小康”這個古人描繪的令人向往的社會理想，伴隨著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一點點走近中華大地，成為幸福生活的象征，成為億萬中國人的共同追求。

　　2002年黨的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理念再一次被豐富：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而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目標的時間表被寫在 “2020年”。

　　這是一抹絢爛的色彩：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終年在土里刨食的農民，按下18個鮮紅手印，定下“生死文書”，沖破人民公社體制束縛，搞起“大包干”。

　　一場波瀾壯闊的偉大的新革命，從此拉開了大幕。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被譽為“中國奇跡”。而30年來，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命運變遷中，在每一個中國城鎮、鄉村的變化發展中，無不詮釋著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

　　從貧窮到繁榮

　　1978年，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做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

　　改革成為一個變革圖強的國家戰略。

　　江蘇江陰市華西村那個“隱姓埋名”了10年的小五金廠的窗簾終于可以打開了，在徹底推倒了圍墻后，吳仁寶甩干膀子干起來。1990年，華西村工農業總產值就突破億元大關，成為江蘇第一個億元村。如今的華西村，全村工業年銷售收入已突破450億元。

　　就在與華西村距離不遠的浙江蕭山，1979年，一個叫魯冠球的年輕人把村里一個生產農業機械的小作坊，做了“戰略調整”，集中力量專業化生產汽車萬向節，走向了全國市場。4年后，他用自家自留地里的2萬元苗木做抵押，以責任承包方式成為全國獲得自主創業、自主經營權力的“屈指可數”的人物。如今，魯冠球掌舵的萬向集團已是中國企業走向未來的標本。而據統計，自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在中國GDP中的貢獻已經超過了50%以上。

　　“市場”這只“無形的手”帶來了他們的成長。中國改革一開始就在經濟活動中逐步引入市場機制，至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隨后，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勾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制訂了繼續深化改革的總體藍圖。經濟體制改革進入全局性整體推進的新階段。

　　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同時，中國還看到了“向外”的力量——全球化。

　　在中國南方設立的經濟特區，其使命便是引進外資，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打開國門的中國再次走進世界的眼中。在互相的磨合與碰撞中，外來的資本看到了這個新興市場巨大的潛力。

　　作為率先進入中國的跨國公司的代表，1994年執掌摩托羅拉(中國)電子有限公司的賴炳榮，第一次在各大外企中提出了“雙贏”、“以中國為家”、“做地地道道的中國公司”等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外企發展戰略。他的管理哲學被延伸成摩托羅拉在中國的“四大戰略”，即“投資與技術轉讓、高級人員本土化、配套產品國產化、合資企業與合作項目”。摩托羅拉也一度作為中國最成功的外商投資企業，成為許多外企和研究機構研究的榜樣。統計顯示，1978年至2007年，中國累計實際利用外資超過7800億美元，居發展中國家第一位、世界第二位。

　　15年的入世談判，使中國擺脫了長期游離于多邊貿易體系的被動局面；融入世界，從立法到管理，世界通行的規則，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創造了活力。

　　中國以豐富而廉價的人力資源參加著大規模的國際生產分工。隨著“中國制造”在世界范圍內聲譽日隆，從北京到珠海長達2700公里的105國道被戲稱為“世界工廠”大道。在廣東中山和順德的交界處，曾經豎立著一塊“世界工廠”的廣告牌。

　　農村生產力的極大解放和中國快速城市化的召喚，使得億萬農民在生存與發展雙重壓力下 “沖破墻體”進城打工。在賈樟柯的電影《三峽好人》中，麻幺妹16歲的女兒到“更南的南方”東莞打工，年輕姑娘身著工作服在工廠門口留影，眼里充滿期待。

　　30年間，從農村到城市，從上個世紀80年代的“深圳速度”到90年代的“浦東變化”，再到21世紀環渤海地區的異軍突起；從沿海開放、中部崛起，再到西部大開發，中國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全面發展的嶄新局面實現了漂亮的變身。

　　從小康到全面小康

　　“30年前中國和現在的真正差距，其實要比目前所能觀察到的更大。盡管這個發展歷程一般有很多硬數據來衡量，但是如果以人類的標準看，其間的變化甚至更加驚人。”美國《新聞周刊》的一篇文章這樣說。文章作者是美國雜志首批駐北京的記者，“從那以后，我親眼目睹了這場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快、最深遠的變化。”

　　改革開放的推動力和受益人是在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人。“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衣食無憂、平安幸福的生活，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的期盼與向往。

　　而鄧小平用“小康”來描述的，是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美麗圖景。1979年，鄧小平在會見外賓時說：“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我們的四個現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們那樣的現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從此，“小康”這個古人描繪的令人向往的社會理想，伴隨著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一點點走近中華大地，成為幸福生活的象征，成為億萬中國人的共同追求。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確定“從1981年到本世紀末的20年，我國經濟建設總的奮斗目標是，在不斷提高經濟效益的前提下，力爭使全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實現這個目標，城鄉人民的收入將成倍增長，人民物質生活可以達到小康水平。”這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首次使用“小康”概念，并把它作為主要奮斗目標和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標志。

　　十二大以后，鄧小平到江蘇蘇州、浙江杭州進行調研，實地考察“小康”目標的可行性。在此基礎上，他又進一步提出包括“溫飽-小康-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在內的中國分“三步走”基本實現現代化的戰略部署。據統計，鄧小平同志從1979年到1992年，在講話和報告中共28次提到小康發展目標。

　　小康是中國人的一種情結。這一情結也源于一個數字——1984年，鄧小平同志曾明確指出：“所謂小康，就是到本世紀末，國民生產總值人均800美元。”按照800美元的通行標準，2000年中國人便自豪地邁過了這一門檻，人民生活總體上達到小康水平。

　　然而從我國的國情來看，當時達到的小康還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發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因此，2002年黨的十六大，“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又被提了出來，而時間表上寫的是“2020年”。十六大指出，我們要在本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華西村的巨變讓人們看到了小康的現實圖景：樓上樓下的農家別墅，電燈電話的現代生活。老書記吳仁寶帶領村民們把這個昔日的窮村建成了人人稱羨的社會主義新農村。一代偉人關于小康目標的展望有了活生生的樣板。

　　然而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新的一系列階段性特征的集體亮相，中國開始進入現代化發展的新階段。

　　“生存性”壓力變為“發展性”壓力，經濟發展越來越受到資源環境的制約，社會保障、公民權利等公共產品需求全面快速增長與短缺的矛盾愈加突出；貧富不均和區域、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問題正加劇著社會風險。

　　“小康社會”的建設面臨新的挑戰。幸而，我們所追求的“小康”本就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和不斷完善的奮斗目標。

　　于是，黨的十七大報告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進一步提出了五個方面的新要求，包括增強經濟發展協調性、健全民主政治、加快發展文化事業、重視改善民生和構建生態文明。這些新要求之“新”，主要就表現在它更加強調發展的全面性、發展的協調性和發展的可持續性，更加強調發展的效益和質量，更加強調發展中的公平和公正。

　　小康社會是衡量人民生活水平、經濟發展水平的指標，更是衡量社會全面進步的指標。為了這一社會理想，在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時，我們需要新的改革動力。

　　30年前，中國波瀾壯闊的改革畫卷從農村開始。30年后，中國農村的改革發展再一次成為新的歷史起點。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以推進農村改革與發展為主題。三中全會申明，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全會因此強調，在國際形勢發生深刻變化、改革發展進入關鍵階段的新形勢下，必須毫不動搖地推進農村改革發展。

　　在經歷了30年的輝煌后，中國再次提出將改革開放事業“推向前進”，以此告訴世界：30年的巨變只是一個開始，中國人的幸福就在不遠處。★采寫／《小康》記者 杜娟 于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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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進程

　　1984年,鄧小平同志對建設小康社會問題作了說明:到本世紀末翻兩番,國民生產總值按人口平均達到800美元。

　　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進一步明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豐富內涵: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提出到2020年,我國人均GDP將超過3000美元,達到中等收入國家水平。

　　黨的十七大提出了中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新要求,并首次提出實現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